朝鲜时代的韩国以及清儒学术交流——以阮堂金正喜为主

清军入关推翻明王朝，奉明为宗祖国的朝鲜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以宋时烈为代表的“北伐派”提出要北伐清朝，而洪大容、朴齐家、金正喜等学者通过入访北京，提出“北学中原”的主张，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北学派”。金正喜作为李朝纯祖时的经学家、书画家，1809年随父亲往中国北京，搜集了大量经史、书画资料，结识了嘉庆朝很多学者，尤其得到敬仰已久的翁方纲和阮元的器重。在中国的短暂一个多月的时光，对金正喜这位将来“海东第一通儒”学术思想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黄以周学术思想初探

黄以周是清后期著名学者,精于三礼,所著《礼书通故》集历代礼学之大成。黄氏时礼学的研究,不仅是考证疑难制度,还有会通汉学、宋学的努力。在黄氏的论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重视义理的发挥,反对武断、臆测,对清代考据学弊端有清醒认识。黄氏崇尚古礼,反对以后世礼制来议论古礼,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经学家。     

论班固史学思想的神意化倾向--兼论班固神意化史观的理论渊源

班固史学思想的神意化倾向, 其具体表现一是通过考证刘汉世系, 系统宣扬“汉为尧后”说, 从神意角度对刘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了解说, 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通过大量论载和系统宣扬天人感应思想, 从而表达了他的天人观。文章还对班固神意化史观的理论渊源作了探讨。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论汉晋《春秋》学之“重民”“德治”思想的影响

包括《春秋》及其三传在内的儒家经典所蕴涵的"重民""德治"思想,在汉晋经学家的阐发下,进一步对中古产生了深远影响。前一经学思想,化生了中古史家的"利民"、"惠民"等措施;另一方面,后一经学思想中的灾异说经,又在中古史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多罗那他评传

文章对多罗那他蒙古之行的真伪作了考证,否定了部分学者一贯坚持的多罗那他在喀尔喀传法二十余年的错误说法。作为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多罗那他学识渊博,待人平等,学术成就显著,在"他空"和"佛性"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文章对此作了简要评论,肯定了多罗那他的修行实践与其思想理论是密切一致的。     

杨慎考《易》溯源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他擅长经学考据，对《周易》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思想流脉等做了新的考证，其中不乏极富创见和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也存有附会与考据不实的缺憾。文章选取了其中的31例考证，做了一番溯源与辨析，揭示了其经学考证的基本面貌，对我们今天深化研究杨慎的《易》学及其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回顾1961年关于《再生缘》的讨论

发生在1961年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再生缘》研讨活动,使《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获得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郭沫若对《再生缘》思想艺术价值,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对陈端生的家世、遭遇作了全面的考证。有关《再生缘》的研讨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郭沫若在这次讨论中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尊崇与敬意。     

戴震对汉、宋诗经学的解经取向

戴震诗说建构在汉、宋诗经学基础之上。戴震说诗时既能铺陈汉代诗教思想,又能吸收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文本主义思想,不过,戴震所主张的文本思想隶属于《诗经》的经学本质。如同诸多经学家说诗一样,戴震也未能冲破经学说教的牢笼而落入了传统的窠臼。     

萧红研究的新超越--读《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

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是萧红研究的新收获.它将传主置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运用创作心理学、接受美学对萧红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定位,特别是对萧红研究中的诸多疑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认真的考证,有许多新的发现.对<呼兰河传>的创作心理和思想基调,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观点.     

论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的融合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考证与史学批评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历史考证中的纠谬、考异、商榷等是史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历史考证中蕴涵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同时,史学批评也离不开历史考证,史学批评总要涉及历史考证的问题。历史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可以给予史学批评以学风上的滋养。     

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

南北朝时期经学家的迁徙现象时有发生.迁徒经学家为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渐趋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一、促进了南北朝经学传习范围之趋同;二、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交融;三、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文本之交流.迁徙经学家为隋唐经学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与诸实学流派的关系

朝鲜实学以实学思想表现出的特色大体分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经世致用学派指以李ED6A为思想主流的星湖学派;利用厚生学派指以燕行使为队伍的北学派;实事求是学派指金正喜等后期的学斋实学派.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社会内部萌生近代文化因素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朝鲜诸实学流派中,就启蒙、指向近代的意义讲,北学派思想最具先觉者之特色.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为代表的北学派,通过出访清朝,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们冲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对儒家传统的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华夷一也、北学中国的进步主张及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利用厚生的具体措施.     

六十年《金瓶梅》研究述评(下)

三、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的问题关于作者之谜,表面看来仅仅是考证问题。其实不然,因为在考证作者的过程中,不能不对作者家世生平、思想状况、艺术修养、美学情趣……进行剖析,这实际上是对创作主体进行了综合考察,无疑是深化研究《金瓶梅》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评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著—《王通论》

隋代大儒王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学术界过去对他不大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尹协理、魏明同志合著的《王通论》一书,一方面对王通其人的存在、其书的真伪,作了周详而精辟的考证辨析;一方面对王通的思想内容作了较为深入的发掘,填补了王通研究的空白。对于此书所取得的成就,有的同志已作了充分的肯定(参看张岱年、郑凯堂《一本有新意的学术新著》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我们这里仅就此书有关王通思想内容部分,谈一点读后感想。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萧红研究的新超越－读《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

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是萧红研究的新收获。它将传主置放在中国现代学的大背景下，运用创作心理学、接受美学对萧红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定位，特别是对萧红研究中的诸多疑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认真的考证，有许多新的发现。对《呼兰河传》的创作心理和思想基调，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观点。     

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

戊戌维新期间,广东学政张百熙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一事,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编辑过程中,误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为,并经由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而以讹传讹。本文对此作了厘正,并就读书与考证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对考证史实所用的资料,哪怕是档案史料,也应持审慎的态度,“考而后信”。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具有理性思维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