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诗论》与《诗·郑风·将仲子》的几个问题

关于《诗·郑风·将仲子》一篇诗旨,历来有"刺庄公"与"淫奔"两说,仅据诗意很难释疑解歧,上博简《诗论》的相关评析,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联系到孔子的"三畏"之说,可以肯定汉儒以"美刺"说来解释此诗,是可信的。由此也启发我们对于《诗序》和毛传、郑笺的价值应当具体分析。     

《孔子诗论》所论《扬之水》蠡测

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对《汤(扬)之水》的相关评论。然而《扬之水》在《诗经》中有三首,分别属《王风》、《郑风》以及《唐风》。《诗论》所论的究竟属于何篇,聚讼良多。通过仔细梳理历代学者对三篇诗作主旨的分析,并根据诗本身意旨,只有《唐风·扬之水》主旨是有关妇悡。《孔子诗论》中所提到的《扬之水》应属《唐风》。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上博简《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召诰》的性质

上博简《诗论》多次提及《诗·甘棠》篇,说明孔子对于召公奭的重视。简文之论可以与《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表明了孔子对于宗庙祭典的看法。孔子认为只要有大功德于民于国,就可以在宗庙里面受到祭祀,嫡庶之别并不重要。召公奭是周文王的长庶子,他恭行文王之德,对周初政局影响很大。简文还启发我们重新考虑《尚书·召诰》篇的性质以及孔子的宗法观念的复杂性等问题。     

《诗·郑风》系年辑证(上)——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七

《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作于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元年(前743年);《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于田》、《大叔于田》皆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当作于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皆为郑大夫刺太子忽(昭公)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太子忽出奔卫而厉公窃位之后。     

上博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童而皆”的释读问题

学者们对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的释读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第十简中的“童而皆“当读为“憧而谐“,本文拟将《诗论》与《诗论》所提到的篇章结合分析来释读此简。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楚简《诗论》作者再审视——附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术界对于上博简《诗论》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孔门再传弟子所作等几种推测。经过辨析可知,《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或非孔门再传弟子、《诗论》作者不是子羔,进而得出《诗论》作者是子夏的可能性比较大。将《诗论》与子夏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诗论》精准总论诗旨、以礼说诗及以政说诗的风格皆与子夏思想相符。《毛诗序》的作者应该是毛公,而不是子夏。毛公受子夏诗学影响,当属子夏一系。     

《诗经》三篇新义——录自明诗札记

一、《郑风·将仲子》篇今按:《将仲子》述一女子遇一男子之相挑诱,婉言而严拒之.当采自里巷歌谣,无甚要旨,诗义自明.《毛序》盖用采诗之义,以为诗刺郑庄公不能禁制其弟之骄横,以致其叛乱而作.《郑笺》云:"庄公之母谓武姜,生庄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无礼,公不早为之所,而使骄慢.""祭仲骤谏,庄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请,固距之.无踰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仲初谏日君将与之,臣请事之;君若不与,臣请     

上博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童而皆”的释读问题

学者们对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的释读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第十简中的童而皆当读为憧而谐,本文拟将《诗论》与《诗论》所提到的篇章结合分析来释读此简。     

读《〈孔子诗论〉研究》

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很快在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与关注。截至目前为止,学术界在简序排列、简文释读与解诂、作者作年、留白简、《诗论》与《诗序》关系、《诗论》在诗学史、经学史、哲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上博简《诗论·总论》与《诗大序》之比较

目前学界大多数学者仍倾向于将上博简《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看作是一个系统的东西。本文将上博简《诗论·总论》与《诗大序》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二者论诗旨归不同,具体阐释也有诸多的差异,因此将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     

《诗论》“满写简”与“留白简”之争辨析

《诗论》“留白简”、“满写简”现象，引发学者众多的思考。由最初的“留白”处原本有无文字之争，到探讨和阐释其形成原因，进而发展为竹简形制之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然简制之争涉及29支竹简的编联原则和《诗论》文本面貌，事关者大。辨析各家论说，实际上，在《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并不存在“简制”上的实质性差异，二者当属同一篇内容。     

《孔子诗论》中《关雎》论释义

《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近几年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训诂和释义,许多观点颇有见地。但有些问题似乎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学者们在解释这些简文时,往往只注重考证文字本身的含义,而不重视对全文的融会贯通,因此,使得《诗论》中的《关雎》论至今仍难以明确。在此,我们本着以解释文本为主,联系先秦两汉诗学的特点来释义的原则,试图对《孔子诗论》中的《关雎》论,予以重新审视,并以此来论证《诗论》与孔子及《诗序》的关系。     

从"诗亡隐志"章看孔门《诗》教的特点

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志"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论者甚多.此章可以说是《孔子诗论》的总纲,原文应释读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统一于"诗亡隐志".诗是乐文一体的,情感表达主要靠乐曲,而意旨表达主要靠文辞.孔子论诗,乐文兼顾,情意并重,可以从诗类评论与诗篇评论两个层面得到验证."诗亡隐志"章是孔子《诗》学观的最高概括,对理解孔门《诗》教乃至中国古代诗学的"言志"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