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

17-18世纪由于欧洲社会转型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在文化发现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并引入欧洲,到18世纪形成“中国热”。这“中国热”是欧洲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的特别是人文文化特点和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合,是欧文化创新之始;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主要表现在：1.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料,形成他们理性的批判旗帜;2.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为启蒙思想家的开明专制主义理论提供例证和榜样;3.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国家治理的经验给予启蒙思想家以启迪,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思想参考;4.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提供借鉴和理论根据,促进了他们关于博爱观念的形成。可以说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贡献。     

中世纪西方对东方认知的历史演变——以基督教长老约翰传说为例

长老约翰是中世纪欧洲流行不衰的传说人物,其传说盛行于欧洲十字军东征期间.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方传说与真实历史混合的产物,是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我需求臆想东方的结果.随着欧洲人对东方认识的不断加深,长老约翰的人物原型及其王国位置不断地发生变化,勾勒出中世纪西方人对东方认知由想象到褪色、由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该传说诱发了欧洲人对未知领域的向往,激发了欧洲君主们对海外探险的兴趣,进而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追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场国民改造思潮.不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再造国民,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思考.启蒙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基本上都可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论孔子的理想国

<正> 古今中外,凡是杰出的、有创造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他所向往的“理想国”。古代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就写了《理想国》一书,寄托了他的理想。十六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士·摩尔写的《乌托邦》,也是表达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杰作。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当然也有他的“理想国”。     

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启蒙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启蒙的历史含义和历史特点 所谓启蒙,顾名思义,是启发愚蒙之意。凡开化愚顽,教授赤子,都可称为启蒙,本身并无时代意义。如朱熹著《易学启蒙》,发挥邵雍《先天图》的思想,大概他以为易学可以由此入门。清人王筠作《字学蒙求》,就是取《周易》“童蒙求我”句,是教授孩童识字的。 我们一般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为启蒙运动;称他们的思想为启蒙思想;称他们的思想代表为启蒙思想家。所谓启蒙思想,实际上便具有了鲜明的时     

从汉民族鬼神信仰到佛教信仰的生态价值追踪－兼论新疆少数民族早期佛教信仰

中国自周王朝之后就已逐步摆脱了神治 ,自那时起 ,宗教对中国人来说有可信与可不信的自由 ,因此宗教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压迫人的力量。这个不靠宗教力量管理政治的东方大国曾极大地鼓舞了“启蒙时代”的欧洲去摆脱神治。西方文化曾在中世纪的“宗教专政”下奄奄一息 ,如果没有一大批思想家与科学家以生命为代价唤醒了文化的复兴 ,则没有今天欧洲的文明。因此 ,当我们正视宗教对世界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作用时 ,不能不为欧洲中世纪的千年沉睡而扼腕 ,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宗教在人类早期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一、汉民族早期鬼神信仰的生态价值“…     

社会进步与文化传统──关于卡尔·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

卡尔·波普尔作为一个时代的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远不能与其哲学思想相媲美，但他却以思想家的深沉，积极而又严肃地继承了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提出社会的进步是以其文化传统为基础、为依据的，这种进步实质上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的一种继续；“在制度和个人的意愿与价值观念之间，需要由传统来形成一种联系”①；较为具体地阐明了“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理论主张，并在方法论上予以崭新的解释。在他看来，社会的真正进步，既不可能以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为动力，也不可能从历史的规律中寻找出现实的整体进步的力量。社…     

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

我们提出的三个概念(乌托邦精神、人、哲学)通常被认为是没有相互关联的.但本文将表明,它们是紧密相关的,三者间贯穿着共同的本质或基本精神.乌托邦精神的人学价值意蕴“乌托邦”一词的历史由来与历史含义,可以说众所周知,它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和谐,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满足,愉快的劳动……等等,而乌托邦思想家则是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乐园的人.”翻开人类文化史,人类对“乌托邦”的追求与设计源远流长.但是,对于“乌托邦”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人们的态度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概括而言,人们的态度不外乎以下     

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五四”对孔学批判的理论成果需要总结

<正> 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我觉得知识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对于启蒙思想家们在批判孔学及传统文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认识不足,总结不够。“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激情,高扬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对孔子之道、儒学和礼教及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震古铄今的口号,从而唤起了许多国民的自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虽然启蒙思想家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受制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批判孔学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总体上缺乏科学分析的方法以及冷静、理智的学术态度,因而没能在知识的局面上对孔学和传统文化作出全面的认识、合理的评价,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低估他们在批判中的理论建树,不能忽视他们在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基督教信仰与乌托邦的变迁

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最早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这种关于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就转化为灵魂得救的天国福音,一个幸福美好的"千年王国"也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又重新提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虽然这些近代乌托邦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从基督教的天国救赎福音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解放理想转化的重要中介。     

陶渊明桃源理想的文化意义

人类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放弃过对至善至美理想人生和社会的追求.不同信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包括文学家们,提出了不少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在这众多的理想社会模式中,中国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充满了审美的诗意的情趣,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及民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把桃源理想放在人类文化坐标系这个宏大的背景下去考察,更能看出它的魅力之所在.     

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理想化的中国观

在批判俄国社会现实和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借用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翻译出版耶稣会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发表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颂扬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和明君贤臣,期望俄国沙皇成为真正的开明君主,从而实现其开启民智和强国富民的理想。     

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

对精神王国的渴望是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别尔嘉耶夫极力证明精神王国具有实在性,坚信这是人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神性维度,认为只有心系精神王国,才能成为精神、灵魂和肉体相统一的完整的人。别尔嘉耶夫关于精神王国的思想为我们批判和扬弃乌托邦历史设计,确定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新潮社新论

新潮社是五四时期一个有着明显时代超越性的文化、学术社团 ,它的独特性在于其较明显的反启蒙性质。这种性质可以从他们强烈的公民意识 ,学术社会的理想 ,以及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等三个方面看出来。这种反启蒙性质是与《新青年》派的启蒙追求同时进行的 ,以前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点。     

林纾:文化歧路上的徘徊者和探索者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与文化现代转型的"百年激荡"历史时期.此期的思想家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策略,力图融会中西,建设民族新文化,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活力和焕发青春的根本动力.徘徊在历史歧路上无所适从的林纾.面对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成为时代的"伤心人".晚年林纾以"情-礼"调和的言情小说建设他心目中的"和谐王国",企图以此寻求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坐标."文化力"是一个国家根本的国力所在,因此,我们呼唤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当代社会的"伤心人".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转化与创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觉、完整、系统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的统一中去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重视与追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认识与揭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体”只有在“根”与“魂”统一的人生实践之中才能真正立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相结合”之间的相结合,为塑造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与转化创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