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贤观的内容及影响

墨子的“尚贤”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墨子设想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他关于人才学的专论。我们今天研究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分析墨子“尚贤”思想中体现的人才观。一、墨子尚贤观的主要内容墨子认为以前的所谓“举贤”、“明贤”不是真正的“尚贤使能”，他说：“今天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墨子·尚贤》）王公大人们的“举贤”只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墨子明确地认识到，王公大…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墨子尚贤、兼爱论

<正> 战国之世,墨者之言盈天下,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墨学有十大纲领,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它简直就是墨家用以改造社会的政治宣言。本文只谈他的尚贤和兼爱。论墨子的尚贤思想在墨子的政治主张里,“尚贤”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所谓“尚贤”,就是希望统治者任用“贤人”做官为政的意思。尚贤不是墨子的发明,可以说古已有之,但贤人的含义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那里,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探讨墨子的尚贤思想,不是说他也主张尚贤,而是着重地阐明他的尚贤主张的阶级性质和时代意义。我们不妨追溯得远些:殷周社会保存了不少氏族制度的残余,并且和这种阶级社会的政     

《管子》尚贤思想简论

<正> 尚贤者,推尚贤才也,亦即唯才是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大合唱中,这是一个高亢的音符。《管子》一书是后人关于春秋时期齐国治国实践的总结或理论性探讨。本文拟就其中的尚贤思想作以简要论述。一、《管子》谓“贤”之标准既尚贤,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贤。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用贤的目的不同,其“贤”的标准也不同。《管子》出于致国以霸的目的,认为:“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管子·宙合》。下引《管子》只注篇名)这个“义”,亦即《牧民》篇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之“义”,是《管子》治国思想的四项政治纲领之一。关     

墨子的“尚贤”观及其影响

《墨子·尚贤》是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墨翟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之一。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从政治思想史角度研究这篇论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本文则试图从人才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人才学虽然是近年才兴起的学科,但是属于它的一些范畴,古人已进行过探讨与研究。《墨子·尚贤》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人才学专论。     

墨子的人才观

墨子的人才观王裕安春秋战国时代，如何实现从乱到治，诸子百家各抒己见，争鸣不已。墨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独到之见。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其中最基本的，也是墨子精神之真谛，便是“兼相爱，交相利”。倘若“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     

试论墨子“尚贤”思想及其对现代人才观之启益

“尚贤”思想，是墨予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墨予“尚贤”思想的产生既有时代动因，又有阶级动因。“尚贤”思想包括重贤之因、众贤之术、选贤之阂、选贤之标准和原则、用贤之制度保障等丰富的内容。深刻理解墨予“尚贤”思想不仅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进而实现科学治政、科学管理亦大有裨益。     

试论选用干部法治化的原则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人为本”;“国之隆替,时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中不难看出,人才、干部对于治国安邦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在今天,选拔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仍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然而,如何选拔干部,却还存在不少有待商榷、讨论的问题。我们想就此谈点看法。 —、“人治”之弊端 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所谓“人治”和“法治”两种政治主张。在选拔任用官吏上,也有这样两种基本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所谓“人治”,就是依靠领导者的经验、眼力和评鉴水平去发现人才,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首长的意图去考察选拔和审批干部;所谓“法治”,就是根据法律规定,考察、遴选、铨叙、     

孔子的“尊贤”并非“有等”

春秋中叶以前,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明贤良”(在贵族中选举能者治政),可谓先秦“尚贤”思想的先驱;春秋末期孔子的“举贤才”,是这种思想的一大发展,它第一次使“尚贤”跳出了贵族小圈子。但对于孔子“举贤才”的标准问题,以往论者却毁多誉少。毁者主要观点是:“孔丘‘举贤才’的具体要求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北京大学编《中国哲学史》)史实究竟怎样?本文拟就此作些具体分析。     

试谈墨家兼爱思想的积极性

墨家利之于民、益之于国的“兼爱”思想之所以值得推崇,我的看法是: 一、墨家解决社会矛盾方法的积极性。墨家思想的创世人墨子,处于春秋末期,出身于下层手工匠。他先“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但不久,他发现儒家思想完全适于上层王公贵族特权者之利益,对奴隶们极为不利。他认为,所谓“仁”是“爱亲、亲旧、尊贵”,“礼乐”之所有上下尊卑之分,“仁爱之爱分远近亲疏之别,这完全是一种偏爱。由此他提倡“兼爱”,即爱应不分上下、尊卑、贵贱和远近,“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希望天下之人人应处在平等、和谐、友爱的社会环境之中,因为人人互爱,必然互相得到温暖,所以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说。     

墨子的“尽貌尤方”

《墨子》书中《经》上下,《经说》上下,有质不文,语词简古,专业性又强,久已不得其解。经过清代毕沅、张惠言、孙诒让,现代谭戒甫等等一批学者的努力,多数能知原意。其中的“尽貌尤方”一条,各家虽然有过种种校释,仍然是扑朔迷离,未能得到明确的认识。本文专就此条做一些新的探讨。《墨子·经下》:一法者之相与也,尽——若方之相召也——说在方。《墨子·经说下》:一方,貌尽。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召也。尽貌尤方也。物俱然。《说》中召,原作“台”,对照经文校改。〔注解〕“法”,法则。《墨子·经上》:“法,所若     

"寡人"、"不榖"之义

人们通常把“寡人”释为“寡德之人” ,把“不”释为“不善”。如《辞源》“寡人”条 :“寡德之人。”“不”条 :“不善。”《汉语大词典》“不”条 :“不善。”但是我们认为“寡人”、“不”都应当释为“孤单之人”、“孤寡之人”。第一 ,“寡”只有“少”、“单”之义 ,不含“德”义。《尔雅·释诂下》 :“希寡鲜 ,罕也。”“鲜 ,寡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士容》 :“孤、寡 ,谦称也。”龚自珍《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 :“寡者 ,无二无匹最尊之词。”显然“寡”只有孤单之义而没有德之含义。《辞源》等增加了德之含义 ,属增义为…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平议

<正> 1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家庭。但自吴起变法以后,楚国废除了宗支疏远的贵族特权,所谓“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就是说奴隶主贵族的封地,过了两代以后便要收回。到了屈原手里,屈氏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已经被收回了,所以屈原有“忽忘身之贱贫”(《惜诵》)的话。屈原所处的无权地位,决定了他有机会接近下层群众,因而能听到底层人民的呼声,了解广大群众的愿望,从而形成自己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概括     

论墨子学说的体系与中心

墨子提出的十项治国之术也被称为“十论”(《墨子·鲁问》)。治墨学者多认为“十论”是墨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所在。但是 ,对于“十论”的核心 ,以及“十论”如何由这一核心引出并形成体系 ,学术界存有歧见 ,有待分析。“天、鬼”中心说视墨子思想的根本义是法天仪鬼 ,同乎神教的主张 ,以及“兼受”中心说把“兼受”做为引发和衍生墨子其他思想的中心的看法 ,均值得高榷。正确看法应是“义”为中心说 ,即“义”是墨子思想与实践的核心 ,“十论”由“义”出。     

说“信徙”

《墨子·贵义》:“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徒,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毕沅《<墨子>校注》认为“信徒”的“信”当作“倍”;孙诒让《<墨子>闲诂》进而认为“信徒”的“徙”通作“蓰”。毕、孙之说,影响至今。然而,将“信徒”释为“倍蓰”,“市贾信徒”一句似乎能够圆说,但“此为信徒、不可胜计”一句,却有漏     

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思想提出了三点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我认为班固的上述批评,有的得当,有的不当,有的则是指司马谈非指司马迁,应作具体分析。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自陈寿指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一千七百多年来,非议者有,赞同者有,至今争议不休。     

墨子姓氏及其他——关于墨子研究的几点看法

汉学家色雷士·李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崑在其著作《墨子:伟大的教育家》一书中说墨子“他的生辰不祥,国籍和出生地也不确定,”此乃实情,决非泛泛之论。今偶读水渭松先生之《墨子导读》一书,见“墨子姓墨氏已毋庸置疑”及“墨子名‘马’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云云,颇有异议,遂作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墨子管理思想初探

墨子的管理思想,与儒家、法家有明显的不同,他所反映的是小生产提高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和要求。 (一)人际关系管理思想——兼相爱 交相利 墨家认为人际关系中有两个根本对立的原则:“相兼”和“相别”。“相别”又称“交别”或“相非”、“相恶”、是天下大乱、人民贫困的根源。“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墨子·兼爱下》,以下只注篇名)。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必须“兼以易别”,用“兼爱”来代替“交别”(《兼爱下》)。所谓“别”,是指把人们区分为贵贱等级的差别,实际上是指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