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效率的现状分析

中国经济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已在理论、政策上达成共识 ,但有关金融效率的论述还仅限于如何推动和适应经济的转变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忽视金融效率问题 ,加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滞后和制约 ,金融效率至今仍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本文从金融宏观、金融微观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效率的现状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金融资源错配对宏观经济、地方财政、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和对外贸易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量化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显著降低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金融配置效率对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有效抑制相邻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促使邻近地区能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引发的金融风险。     

混业经营与金融监管:基于效率的视角

金融混业经营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理念、指导原则和制度框架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要求,而金融监管的改革和渐进性适应有助于混业经营的发展;混业经营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决于金融监管的效率,较高的金融监管效率对混业经营的资源配置效应有正向作用,而较低的金融监管效率对混业经营的资源配置效应则有反向作用。     

金融创新是提高我国金融效率的路径选择

中国金融效率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本文分析了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认为金融创新不足是金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提出金融创新是提高我国金融效率的有效途径。     

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中国对外开放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后，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影响将不可避免。在分析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现状的订因素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既适应金融全球化要求又可确保中国金融监管的对策。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研究

选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来衡量金融的发展,利用中国1990-2012年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途径对贫困减缓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金融发展、城镇化与贫困减缓--基于系统GMM的估计

采用1978-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对金融发展（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城镇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与贫困减缓均具有时间的积累和持续性;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变化,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化进程,进而促进贫困减缓。与金融规模相比较,金融效率的城镇化和贫困减缓效应偏小。     

金融深化: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本文认为 ,中国的经验与经典的金融深化理论有许多不吻合之处。从中国的经验看 ,尽管金融自由化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总体上金融仍处于压制状态之中。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 ,主要表现为金融增长 ,如金融资产与金融机构的增大 ,而市场化金融的发展明显滞后。这种高金融增长主要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 ,并与财富再分配密切相关 ,但与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没有多少关系。文章还指出 ,中国金融深化的进程中确实存在储蓄效应与投资效应 ,但这与“渠道效应论”无关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没有明显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非正式金融问题探索

农村金融是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已获得重要发展,但仍受到相当严重的抑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非正式金融既是具有内生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又是金融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在信息传递与融资效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非正式金融与正式金融相互配合、合作,以形成多元、灵便、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基于DEA模型的京津冀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率研究

由于金融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融合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发展已成为一种创新型发展趋势,文章借鉴现有的评价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2005—2019年京津冀地区的金融投入与科技产出进行分析,研究其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2019年京津冀三地科技与金融结合效率良好,均达到了有效状态,北京市科技与金融总体效率有9年未达到有效状态,天津市有13年未达到有效状态,河北省有12年未达到有效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文章对京津冀地区科技与金融服务结合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的金融发展模式研究

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有效性,目前农村金融发展的低效率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有关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本文在一个基础性的均衡分析框架内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了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并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选择作了尝试性的解答。     

国际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改革脉络辨微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逻辑主线,"帕累托最优化"理论衍生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大讨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渊源。20世纪中期以南斯拉夫、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开创了实践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革。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孕育了改革模式的分野,诞生了"市场主导"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国际社会主义改革的逻辑演进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融合的改革路径,完善国家干预经济的改革理论,坚持"结构型"改革的路径抉择,构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融合"的制度模式,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农村金融改革与地方政府创新：宁夏模式

在我国的渐进式转型中,地方创新行为总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以宁夏农村金融改革为案例,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系统分析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金融改革中的机制创新与政府扶持框架,概括宁夏需求导向型农村金融创新模式的主要内涵以及地方政府在改革中的制度优势,并由此探讨宁夏农村金融改革模式对全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示范意义。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我国金融创新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也逐渐展开.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创新,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世纪我国的金融创新应借鉴国际经验,以风险防范为前提,以引导与监管为保证,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金融效率为目标,坚持市场主导、兼顾国际通用性与国情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整体把握和科学引导.     

民主集中制的财政基础——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一种分析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原则,决定着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所以,有效运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国家财政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前,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高度集中财政体制,严重阻碍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但是,改革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尤其是公共财政的确立与发展,在国家机构层面运行民主集中制,从财政体制变化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制度基础与财政动力,并由此开始了以实现制度化的民主与制度化的集中有机统一为取向的新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将同时贡献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     

信用衍生品的法律规制:国际改革趋向及启示

信用衍生品对于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效率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信用衍生品逐渐由风险管理工具转变为投机工具。危机后,全球范围内的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制框架重构渐次展开。对于信用衍生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集中清算、信用风险管理和信息透明化三个方面。这些国际改革实践,对我国信用衍生品市场及其法制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表现与走势

2008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绩效。但是,中国过去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推进的方式,中国经济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宏观总需求结构,金融结构,中、东、西地区结构,各阶层收入结构以及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日益突出。中国经济中的金融部门、垄断部门、改革滞后的公共服务产品供应部门的低效率阻碍了增长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非均衡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使得其抵御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与金融危机相伴随的全球需求的下降,又使得高度依赖外需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中国经济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如何在前三十年改革和开放的基础上,推进金融领域、政府领域、第三产业和公共服务产品供应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在这些领域培植多元经济主体,增强竞争,均衡结构,增加内需,增进效率。其中,继续通过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改变二元经济现象,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在改变劳动力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融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一体的高速增长,实现生产要素在各产业和各地区间的动态优化配置,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

晚清史上政治改革的呐喊不断激起千层浪 ,改革运行中的经济因素却在顽强地制约着改革的烈演 ;并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则又导致了政治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变动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援 ,更取决于清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不足以涵盖晚清改革的整体性特征     

从“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绩效看FDI的技术外溢

造成我国FDI技术溢出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金融压制以及地方政府在吸引FDI方面的恶性竞争等.为此,我国应适时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进行微调,通过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引入民营资本,扶持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市场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有效的技术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