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刑法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的设立,国家机构已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渗透,国家也派遣官吏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掌管行政与司法事务,使国家刑法开始通过惩罚地方官吏及少数民族首领的犯罪行为而在此地区适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部落如夜郎国已有自己的刑事成文法,与其他部落内部存在的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多元化状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刑法

三国时,随着蜀汉政权的政治重心向西南地区靠近,国家刑法更有了实践的条件与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屡经更替,国家刑法仍然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姓而得以直接或者变通地实施。而当地的刑事习惯法,有的则已开始受其原始宗教或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特色。     

先秦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刑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即“前国家”时代,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战争催生着中国古代刑法起源的同时,也影响着中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刑事政策及西南少数民族本身的刑事行为规范。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建立以前,很     

甘肃省少数民族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县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个重要类型,县域经济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基础部分。在中国西部地区分布着大量县域,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处在起步和上升阶段,还存在许多明显的短板。甘肃省有21个少数民族县域,新时代这些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条件和现状如何,怎样科学选择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战略和基本路径,保证与全国同步实现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做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以党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指导,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对甘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条件、现状、特点和不足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对策。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国家通过制定特殊政策和加大投入,使少数民族教育有了一定的改观。但由于民族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受社会、经济、历史、自然等种种因素的制约,甘肃省少数民族教育仍面临着许多困境,显得十分落后。本文通过对甘肃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状的走访调查,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共有160多万,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期“左”的干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发展比较缓慢,有些地区的群众在生产生活上都还有一定的困难。为了开创民族地区经济工作新局面,必须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少数民族居民受教育水平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粤北世居瑶族居民语言生态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对少数民族居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少数民族居民更好地外出学习深造或务工,进而导致其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居民,其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更高,从而有利于增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文章揭示了受教育水平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的正向影响,这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居民受教育程度以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助推少数民族地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     

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刑法的发展(上)

唐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制度已完成了从秦汉时期羁縻制的理念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在推行经制州县的同时,     

伊斯兰的世界性及其在“一国两制”与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伊斯兰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它传入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十个少数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地区是伊斯兰传入我国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传入较早传播较广泛的地区。西北还与好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毗邻。因此,伊斯兰教的世界性及其发展,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杀猪盘”犯罪案件的定性与处罚——同案不同判引发的思考

“杀猪盘”案件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型电信诈骗犯罪.对于“杀猪盘”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司法实务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极少细致地研究“杀猪盘”案件的行为特征,未能准确把握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也忽略了开设赌场罪的保护法益,最为关键的是没有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最终导致案件的处理结论有失偏颇.“杀猪盘”案件存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一是建立赌博网站并接受投注,成立开设赌场罪;二是通过操纵赌博结果骗取财物,成立诈骗罪.行为人先后针对不同的法益实施了两个内容完全不同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构成想像竞合犯;由于前后两行为欠缺类型关联性,所以也不属于牵连犯.为了充分评价案件的不法事实,避免量刑失衡,对“杀猪盘”案件应当以开设赌场罪与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刑事禁止令与刑法溯及力

对刑事禁止令是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争论,是因对刑事禁止令性质界定的混乱引起的。刑事禁止令就其性质而言是保安处分。一般而言,不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可以不受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我国刑法上规定的刑事禁止令,可以具有溯及既往适用的效力。     

内地刑法与台湾刑法犯罪构成之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是近代以来刑法学犯罪论部分研究的基准与核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政治现状,台湾与内地的刑法理论差异较大,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更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内地和台湾两地刑法历史的沿革和特点不尽相同,台湾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大陆法系递进式的,是三元模式的;而内地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属于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的平面整合式的,是属于耦合模式的,或者说是平面整合模式的。二者在构成要件的比较、与刑事诉讼机制的一体性、对刑罚权的制约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所不同,两者各有其优缺点。     

刑事政策研究应关注刑事政策机制

政策机制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或出发点。研究刑事政策、制定刑事政策必须要引入机制原理。刑事政策机制是指刑事政策各相关因素(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所共同形成的,受一定规律支配又具有稳定效应的律动作用联系。其既有一般机制的特征,又具有独有的特征,即刑事政策机制的整体性、指导性、中介性、稳定性和双向性。刑事政策机制的建构具有实践价值,它能够激活刑事政策,使其转化为控制与预防犯罪的物质力量。同时,它能够不断调整刑事政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事政策机制的建构具有理论价值,它能够为刑事政策研究提供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为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和领域。     

试论刑法规范的本体

若将违法定义为是对刑法规范或成文法规范的违反,对自然犯而言,不免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因为我们并不能通过其它成文规范的补强来实现行为模式的定型化.实质上,即便是法定犯,成文化只是规范在表层上的体现,未能触及法定犯义务的深层次本质.刑法规范与刑法条文具有密切联系.刑法条文表达刑法规范,是刑法规范的载体,因此刑法规范是刑法条文的内容与实质.但规范与奈文并非等同.由于规范的内容是禁止规定,故刑法总则中存在一般性规定与原则性规定,并不属于刑法规范;刑法条文是直观的,而刑法规范则不是直观的.因此可以认为,违法性实质上是对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而刑法规范的本体则为"最低伦理"规范.     

刑事庭审结构主义论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庭审是中心和重点。构建合理的庭审基础理论,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具有基础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本文通过探讨刑事庭审的基础理论,试图从结构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视角,研究整体上的制度协调和微观意义上的制度协作,以求对现行的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提供一种研究进路。     

Criminal Policy and the Eliminative Ideal

Any study of the uses of elimination is necessarily an excursion into the darker regions of criminal policy. The eliminative ideal strives to solve present and emerging problems by getting rid of troublesome and disagreeable people with methods which are lawful and widely supported. Much of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pisodes of the potent and perennial pull of elimination, notably Britain's use of Australia and the island of South Andaman, France's involvement in New Caledonia and Guiana, and Russia's reliance upon Siberia. Rather more detailed attention is given to Germany between 1933 and 1938. This first phase of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brought together many elements of the eliminative ideal, including an ever-widening range of perceived internal enemies, but also the lip-service paid by the authorities to legality and public legitimacy. Finally, reference is made to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California and, at least by implication, to Britain. The eliminative ideal sits all too comfortably with contemporary pressures for social exclusion and, invariably, its most explicit and brutal expression is to be found within the realm of criminal policy.     

中、法、德等国刑法对日本近代刑法发展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刑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外国刑法的影响。其中中国、法国和德国刑法都对当时日本刑法典的制订产生了影响,但三者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刑法发展不仅要受到外米环境的制约,同时还受内部因素的支配。这三者的不同作用方式,体现出日本刑法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的差异。     

论犯罪新闻传播的伦理向度

犯罪新闻的娱乐化昭示着新闻自由权的滥用，理性检视犯罪报道的伦理风向是传媒生态重构所无法规避的问题。无论犯罪新闻偏向事实议题还是价值议题，当错设“报复合理”的逻辑时，犯罪便有被降格为道义过错的危险。犯罪新闻报道无可厚非，但受众需要的是足够审慎的传播。犯罪新闻的价值本位在于引导公众理性承受与防控犯罪，既不能否认传媒对犯罪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宜无限放大两者的相关性。犯罪新闻报道犹如一把双刃剑，其传播功能的良窳最终取决于媒介自律与伦理转向。     

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公诉程序论纲——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

公诉作为审判的启动程序,在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中,作为控方,一方面应行使其控诉职责、发挥其控诉力,以求得诉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应遵从抗辩制刑事司法程序所要求的均衡对抗原则,保障程序正义和诉的公正性。故而,公诉程序的健全对抗辩制的完善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英国刑事司法程序的启示,着重从公诉的自由裁量权、诉侦关系、公诉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优化公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