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盛的时代特征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历史上簪缨相继的名门望族,有宋一代,三槐王氏子孙族人相继入朝为官,仕宦人数众多,其中不乏爵高位显者。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和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呈现出与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时代特征,其家族成员正是在宋代偃武兴文、科举制度发展和门阀宗族崩溃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通过科举入仕、勤奋好学和个人的才识、家风的清正,以及与"近世典章宦族"和科举新贵的联姻,而逐步发展为宋朝名门望族的。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宋代晁氏家族文化及其时代特点

宋代家族普遍重视亲族友爱、重视科举、重视文学培养、重视图书积累、嗜学、博学等,打破了六朝世族对文化的垄断,形成了新的时代特点。晁氏家族在这些方面获得的综合成就,既在宋代文化家族中具有典型意义,又体现了晁氏家族自身的个性。     

金代临潢杨氏家族考述

辽末金初,临潢杨氏家族通过科举起家入仕。入金后一度发展良好,至第九世时更有杨伯雄、杨伯仁等人在海陵、世宗两朝逐步跻身金权力中心。至第十和十一世时,家族成员虽然仍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但仕履不达,未能如前代一样跻身于金权力中心,面对金末政局的动荡,临潢杨氏家族的衰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昭德晁氏家族文学创作风貌述论

昭德晁氏家族是宋代中原文化高门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大家族,以科举晋身,以仕宦立家,以文化扬名。在学术文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累、辞学传家的家族传统,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晁氏家族文学创作的师友渊源以及家族文学创作中的家族情结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晁氏家族文学创作的主要风貌。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婚姻研究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婚姻的特点一方面具有地域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和当时的一些著名大家族联姻,这对于晁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由于晁氏家族自身良好的文化素养,也对与其联姻的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这些家族形成了一个婚宦交游圈,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重要力量。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流坑董氏族学教育考察

族学教育是以本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满足本族子弟读书识字．应试科举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本文通过对流坑董氏以“读书、科举仕宦”的教育目标机制以及以族产促科宦、以科宦促发展，固宗族的教育运作模式等问题的分析，试图对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浅探．藉此揭示我国古代族学教育的特点和社会作用。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谈宋代山阴陆氏家族对陆游的影响

宋代两浙路的山阴陆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兴起,直到南宋末其子孙仍能维持家业。其在政治上,虽科举登第人数颇多,为官四方,但并不特别显赫,家族的兴盛不衰主要是由于陆氏家族文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到了陆游,把家族的文学、学术成就推向了颠峰。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李鸿章家族述略

合肥李鸿章家族以慎所公为许改李姓之始祖,繁衍生息数百年,至今已有第十四世传人。从李文安（李鸿章父）举进士入宦开始发迹,至李鸿章兄弟尤其是李鸿章的统军爵相而达到鼎盛。其宗风之醇,人材之萃,家业之隆,门第之荣,堪称＂晚清豪门＂、＂江淮巨族＂。     

十年成一剑,鸿基自兹始——评傅璇琮主编的《宋登科记考》

在学术研究领域,任何一项专题研究的深入发展,都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有关宋代科举的研究,虽然不乏一些优秀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既不如唐代科举研究那么兴盛,也不如宋代经济史、宋代政治制度史、宋代官制史等专门史那么深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科举的基础性     

宋朝文官士大夫家族的缩影——以对宋代晋江曾公亮家族考察为主

晋江曾氏家族是宋代著名的新兴望族,涌现出了像曾会、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等著名人物.他们几代人共同努力,造就了家族的持续兴旺.而他们在科举、仕途、学术等等方面的成功,是其主要表现.他们的成功,则与当时的社会不无关系.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科举配额制演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凭才取人"与"逐路取人"之争

科举配额制度是基于公平分配举额的目的,在协调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宋代科举在州府试中实行解额制,明代科举实行南北分卷制度,至清代则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科举取士的演化趋势是分区取人的办法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也越分越细。实行这一制度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用意,有利于边远省区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时代的"公正"理念。     

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