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

用阴阳五行建构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哲学,以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乃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转折,也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他以天道证人道,言天人相副和天人相类;又以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视人伦纲常和仁义忠孝为天经地义,并以此言天地之美.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宇宙模式而现天人相与之际的儒学,及其以善为美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态度,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由“理”及“礼”,从“仁”到“公”——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形成溯源

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最终目的是让人在通晓明白了天地人生的普遍法则之后,自觉自动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处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天与人相互为用,不可分离,而天、人的运动进化和天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又遵循同一的法则,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人与天不是敌对的,而是相近的。人为了表现自身、发展自身和完善自身,当然需要对天地自然进行认识、作用和征服。但是,这样的活动要以不破坏天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为限度,即人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不能危及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如果人一味地对天征服和索取,就有可能破坏天地自然正常的运动变化,长此下去,人就有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人在对天作用和改造的同时也要对其关心和养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得对人自身提出各种要求,使人成为一个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知识学问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天地人生的进化发展遵循同一的道,而同一的道在天地自然万事万物以及社会人伦生活日用中则表现为不同的方式,“道”的这种各个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理”。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论孔子之“道”

孔子对“道”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人道、天道和仁道。其中人道着重探讨人特殊的自然性、社会性和道德性；对于天道，孔子采用了“负的方法”论述其重要性，并将宗教情感化的“天”与客观存在的“天”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而仁道则是人道与天道相互交融的体现，是“承天道以扬人道”的过程。 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孔孟道德精神的核心与原则

“道”者形而上，是宇宙本体运动的一种自然规律；“德”者形而下，是人类主体顺应这种自然规律而行的法则。孔孟总结夏、商、周学术之全体，把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生层面，以天命、仁、礼为核心，中庸为原则的道德实践，梳理出了人类社会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对社会成员起约束和团结作用的道德准则，其唤起人心理性的道德觉醒，陶冶出一种超越人生层面的道德人格，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开绵延中华民族二千余年所具特有的道德精神。 “天命”（“道”）是孔孟道德人格的独特性和理想层面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不以人们的意志…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