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现状与机理分析

本文试图从地级行政单位层面探究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的现状与机理。网络抽样获取的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8月1日,我国已有160个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曲线呈现"S形",具有创新扩散的一般特征。依据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分析发现,在特定的收益结构与收益量下,地级行政单位是否采纳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取决于中央或省级政府的推动、观念领导者示范、下级政府的引入、临近地级行政单位的采纳、获取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信息的渠道、地方主要党政领导的素质、拥有的资源七个因素。     

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网格化管理机制的探析

网格化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整合组织资源,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将网格化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管理体系中,形成网格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目前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城市农民工职业教育网格化管理体系包括两大网格系统和三个应用平台,网格化管理体系通过资源网格与服务网格建立随需而变的资源动态调配的自适应机制。为保障网格化管理体系机制的有效运行,应该建立相应的协同配套体系。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网格化社会管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全国多地基层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一种新形式。本文在梳理网格化社会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作逻辑,认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无缝隙管理",也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有积极的社会创新意义,但目前网格化管理过多强调的管控功能应该逐步让渡至服务功能,这样才不会悖离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旨意。     

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

建立和完善社区网格化的联动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特色。社区网格化管理是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厦门市在试点的基础上,面向全市全面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并取得了突出成效,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本文以鼓浪屿社区为例,分析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厦门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思路与对策。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加强城市管理必须贯彻“三个代表”要求

城市管理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依照一定的原则对一个城市进行的综合管理,主要包括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社会管理和城市环境管理等,其目的是促进城市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市民生活舒适便利,保持城市环境的整洁优美,从而达到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市民提供较高质量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社区管理升级转型:网格化管理走向网络化治理——基于N县的实证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目前我国创新社区管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模式。社区管理的规范性、高效性、主体性激发了我国网格化管理的热潮,但科层化、强制化、短期化问题所导致的运行困境也迫使其必须升级转型。实证案例分析发现,应该采用厘清政府和社区组织权责边界、建立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健全政策法规、贯彻"服务导向"治理理念、推进电子政务流程再造、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式,来推进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改革。     

大庆实施创建安全城市战略研究

在生命健康等安全问题正成为社会热点难点及改善民生之首要的新形势下,大庆要创先争优,就应打破常规化、碎片化工作模式,正式提出并实施创建安全城市战略.实施该战略对大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和生态建设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既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又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实施该战略应在方略和措施上有所创新.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