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 --解读《离骚》

本文认为<离骚>是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屈原是"中国放逐诗学之父".<离骚>的题义是解读这首长诗的关键.<离骚>展现了一个放逐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灵历程,蕴含了五种放逐情结的基本类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被尊为“经”乃《诗经》之幸

<诗经>被尊为"经",当代学人多认为是<诗>的不幸.其实,<诗经>之被尊为"经",凭借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影响社会,影响文学,对<诗经>的传播与影响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提高了它的诗学价值和地位;把"中国诗学"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形成民族传统,铸造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抒情诗歌成为我国文学的主要样式;奠定了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苦闷的象征--论阮藉《咏怀诗》的心理体验及叙说方式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这种意旨模糊缘于作者对苦闷的心理体验和对人生困境的思考.作者借助否定、隐喻、虚化等语言策略和意象经营手法,把复杂的心理体验导向多义性的诗学叙说方式.以阮籍苦闷的心理体验为切入点,可以更深入认识<咏怀诗>"诗无达诂"的诗学特征.     

浅析《礼记·大学》

<礼记·大学>是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其所言之"君子"指"一国的君主".<大学>提出其三纲之一是"止于至善",主张"为人君止于仁",后文亦以此为中心展开.因此,"止于至善"即"施行仁政".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天机”论的历史脉络与美学品格

"天机"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充满哲学思辨和生命感的实体性概念.它是既存在于主体创作构思之中,又勃动于作品文本中的精神实体,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天机"的最早提出是在<庄子>中,而真正以"天机"来论艺术创作的是陆机的<文赋>.而后从唐代到明清,"天机"论存在于许多著名的诗画理论著述之中."天机"论所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创作灵感,而是指创造出最佳、最独特的作品的契机.获得"天机"的主体条件决非刻意的追求,而是自由自得的舒展胸臆.与西方灵感论相比,"天机"论不是仅在主体方面考察其源,而是在主客体的感应触遇中解释"天机"的原由.     

《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关于《大复集》的版本

何景明《大复集》的版本主要有三种 :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王重民先生曾对嘉靖三十七年刻《大复集》三十七卷本及万历五年刻三十八卷本提出疑问。其实出现不同的原因是编纂人的指导思想有别造成的 ,并无删削或残缺     

周连宽先生校注本《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拾遗

本文首先对周连宽先生校注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一书版本进行了补充 ,认为江西省图书馆藏清雍正七年 ( 1 72 9年 )刻本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 ,可补《善本丛书》本之不足。其次 ,对作者陈诚及其在明朝与帖木儿朝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     

现存明本诸曹植集概考

文章对目前存于国内各大图书馆的明本曹植集做了详细考察,逐一分析各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着重探讨了现存最早的明本铜活字本与宋本之间的异同,讨论其传承关系。     

王琼《双溪杂记》的版本及其文献价值

通过对王琼《双溪杂记》一书的写作、版本、流传情况的论析的深入讨论,对主要版本之间的文字内容差异的互勘以及对《双溪杂记》研究明代历史文献价值的深入论析。可以看出,《双溪杂记》是一部研究明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

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两个版本及其中译——兼评《上海社会科学志》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说明

据《上海社会科学志》记载: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是考茨基原著,也是《资本论》第4卷。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它是马克思的遗稿,由考茨基编辑,不是作为《资本论》的第4卷,而是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的.该文作者可能将它和其后的苏联版《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4卷相混淆了。其所以有苏联版,是由于苏联认为考茨基版有缺点。比较两个版本的优劣,是一项独立的研究工作,本文无意涉及。本文只指出:苏联版有一“概说”,用以统率全书;考茨基版则无。苏联版的章节标题是有倾向性的,有的不一定正确,可能发生误导;考茨基版的标题则是中性的。苏联版在我国出版后,考茨基版就不再印行。其实,两个版本都应出版,以利学者作比较研究。     

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全蜀艺文志》为明代杨慎编纂的一部有关四川地区的诗文总集,此书编成后影响甚大,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而是书又因作者杨慎的名气,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现今能明确的刻本八种、抄本三种,其中最优的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的为“四库本”。而其流传情况,则是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在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以此而论,所谓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就显得不尽稳妥。     

再论元杂剧元刊本与明抄本的差异

元杂剧元刊本与明本存在较大差异.文章通过《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元刊本与明抄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二者在说白、曲词、体制上的差异,并从元杂剧的创作、演出、观众的欣赏趣味、元明时期的发展演变及版本流传的角度分析造成此种差异的深层原因.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