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提前的因果关系与延后的因果关系

提前的因果关系与延后的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的两种具体样态,构成了因果关系认识错误的一种客观对应。提前的因果关系与延后的因果关系是立于“因果关系计划”中的结果出现的时间所作出的一种分类。在提前的因果关系中,预备行为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故因果关系得以形成;在延后的因果关系中,实行行为通过受害对象自身相关因素或后续行为的“同质性”而引起了最终结果,故因果关系也得以形成。提前的因果关系与延后的因果关系都是已经“成就”的因果关系,故其不影响故意犯罪的既遂。     

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之探索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偶然与必然之争,由于未能提供明确的判断路径,没有对司法实践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因果关系问题渐成刑法学说的热点.主流因果关系学说有多种,分析它们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借鉴及限制,可以明确刑法因果关系承载的合理功能,界定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确认因果关系的法律属性,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限等,从而构建我国现有犯罪构成体系下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路径.     

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认定之本质为归责,刑法因果关系之本质特征为规范性,其客观性表现为因果关系之认定及其结果在主体间达到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刑法因果关系之认定,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能也有必要构建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该框架以规范为指向,依据犯罪构成将刑法因果关系划分为三种类型,阐述犯罪各个构成要素以及相关因素对因果关系认定产生的影响,并将其考量于三种类型的因果关系认定过程中。     

刑法必然因果与偶然因果关系的哲学理念

本文从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刑法必然与偶然因果关系两大方面加以论述 ,认为刑法界影响最大的必然说和二分说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哲学上的因果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概念以及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等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所致 ,分析认为二分说更具有其客观的基础和刑法上的客观依据。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形塑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如何既要借鉴域外法治文明成果以推进学术发展,又要体现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内涵的自主性与本土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术界以借鉴域外理论完善我国因果关系理论为共识性前提,围绕"规范性判断"标准展开争论,但研究深度不足,对实务指导能力殊为有限.为深化此研究,应以"规范性判断"标准为核心,提倡"实行行为论加相当因果关系说并补充其他判断规则"的模式:首先通过事前判断的实行行为论,并补充行为危险的创设非"被允许的"、非"对已经存在的危险的减小"等进行判断;其次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前提,通过折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并补充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防止结果发生非"处于他人责任范围"等进行判断.由此准确认定因果关系,以期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     

论刑法的体系解释

在刑法解释的诸方法中,体系解释居于重要地位.体系解释可以避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孤立地理解刑法条文,以维护刑法务文内部以及与刑法以外法律的协调,保证解释结论的妥当性和刑法正义的实现.体系解释不仅要求解释者遵循同一律、排他律等形式逻辑的规则,更要求解释者在正义理念的导引下,作出合乎刑法目的的实质解释.     

论被害人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影响

被害人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被害人的承诺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以及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等因素可导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自始不成立。被害人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实施了明显超过社会大众合理预期的行为或不履行救济行为、履行救济行为不恰当,可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断。此外,被害人的事后承诺、追认等行为,可使已成立的因果关系归于无效。     

因果关系的法理分析——因果关系二元论的排除

因果关系的二元区分理论虽有合理之处,然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却未能很好地区分法律政策与因果关系判断之事实性规则,会造成法律裁判违背人们道德感觉的紧张关系;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将因果关系的事实性因素局限于必要条件之中,未能揭示因果关系事实性因素的真相且必要条件测试又存在着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因而在我国的理论界、司法实务界是否采纳因果关系的二元区分理论,应经过谨慎思考.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对于案件处理都有其独特意义,但也有不足,所以客观归责理论得以产生。客观归责理论将实行行为概念形式化;试图弱化甚至消灭传统因果关系论的影响力,将因果关系降为纯粹自然的联系;放弃对行为和后果之间的相当性判断,因而也有不合理之处。如果对实行行为作实质评价;对因果关系不是仅仅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还从论理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对相当性是否存在作审慎判断,就基本上可以得出客观归责理论不需要的结论。     

刑法解释的主体

没有解释刑法便无以适用,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基于对刑法解释实然主体的描述,结合法治的统一,"三机关"的基本职能,刑法解释基本思想的客观说等因素的认识,结论是法官是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刑法的解释必须通过法官对刑法与案件事实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三个环节得以实现。我国需要确立"一元多级,最高法院主导"的刑法解释体制。     

中国区际刑法范畴论

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法定数字货币的刑法保护

法定数字货币是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兼具数据、财产和货币属性,现行《刑法》对数字货币犯罪的规制应对凸显不足。数字货币应纳入《刑法》中的货币范畴,作为货币犯罪的对象进行规制。根据数字货币的形式特点和技术特征,数字货币犯罪可分为生成型和事后型两种类型,呈现出伪造、使用、买卖、运输数字货币钱包,以及侵入数字货币发行系统等新型犯罪形式。因现行《刑法》难以对部分新型数字货币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故建议在《刑法》的伪造、出售、购买、运输货币犯罪中增加行为对象为数字货币钱包的表现形式,对生成型、事后型数字货币犯罪规制予以补充;同时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增设破坏数字货币管理秩序罪,以在数字货币情境下对国家货币管理秩序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浅谈司法会计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司法会计在检察机关承办的经济犯罪案件和公安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十分重要,它为查明案情,甄别真伪,确定证据,定罪量刑,裁定纠纷、分清是非提供解决技术上的专门性问题,对确保收集固定财务事实证据过程的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以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独立规制,是新型犯罪罪状表述抽象化与罪状解释具体化、信息时代信息价值多元化与危害行为多样化、现代社会犯罪治理精细化与刑法评价精准化的内在要求.为合法经营活动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相关规范要素中的“为合法经营活动”应理解为主观超过要素,“获利五万元”应作严格解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应作广义解释,“其他情节严重”应包括信息数量标准.     

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法和民间法

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作为村庄内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即“民间法”,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作用。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