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的复调－－关于巴赫金接受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对巴赫金接受史的研究应该在西学新潮的背景下,将之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提出一种“复调的接受史”作为对巴赫金接受史的描述方法,主张在尊重线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多元接受史观。并在对话性基础(需要/可能)、接受视野问题(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接受者问题(现实性接受者个体/想象性接受者群体)、接受者间的对话交流等问题上超越了现有的影响/接受研究。     

从历代艺术表演形式看《史记》的传播与接受

歌舞表演、说话艺术、杂扮问答、戏剧演出是《史记》传播的四种主要艺术形式。以艺术表演方式传播《史记》呈现出雅俗共赏、与时变迁的特点。艺人们的表演还原、改造《史记》人物、故事,使《史记》更接近人民生活,取得接受者的心理认同,也使《史记》垂诫后世的理性精神得以传承,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接受者以文化陶冶。     

在生成与融汇之中——1929-2009年《棘心》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80多年来<棘心>的传播与接受分为1929__1946年的初兴期与1980-2009的复兴期两个阶段.初兴期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在上海的少数文人与国内天主教友和留学海外的神职界人士问传播,对文本的宗教观念及如诗如画的醉心于自然的艺术描写的认同.是文本得以在特定范围内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复兴期的传播与接受主要集中在专家学者与青年学生间.大众传媒当仁不让地成为传播与接受的先行者与重要的传播栽体.谋求其文学史地位的确立与醒秋形象的典型性的展示成为接受者的主要视野,也成为有待完善的期待视野.     

《诗》的礼典属性及其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发生

西周时代的《诗经》作品都是为礼典而创作,因礼典而传播的。《诗》文本的结集是周代礼典制度成熟与完善的标志。礼典歌《诗》是《诗》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特殊的用诗机制,也是特殊的接受与传播机制。《诗》因礼典而产生,也因礼典而传播和接受。     

论图像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

从生产方式看,图像文化主要是一种“集体创作”,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密不可分,其突出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大众消费群体及其文化观念,这对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可能丧失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甚至造成“媚俗”。从传播方式看,图像文化的传播,从传播者自身和当时当地的“在场性”中高度地游离出来,拉近了与异地乃至世界的距离,但也淡化了对本地日常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同时,复制型的传播方式造成了文化信息的高度增殖,但又因人们被“仿像”所包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真实感。从接受方式看,图像文化具有公众性与被动性,它打破了雅俗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但也造成了接受者对文本意义与深度的忽视。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

宋代词人广泛的继承了"花间"传统,词论家视《花间集》为"词宗",同时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与文献价值。不过,由于《花间集》自身具有多重的文学蕴涵,同时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接受立场,因此《花间集》也曾受到贬抑,而这关涉到对《花间集》价值的认定,从而影响了宋代以后《花间集》的接受历程。     

在生成与转向间——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

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36～1948年为生成与展示期,开放的审美观念使《骆驼祥子》在语言艺术、人物形象、艺术价值、艺术切入点、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等介入点上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为接受深化开启了通道.其中,出色的语言艺术为接受者所公认,成为《骆驼祥子》接受的既定视野.1949～1966年为转向与过滤期,一元化的审美观念使接受者注重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强调与定向,使得这两个时代的接受视阈发生错位,相互间的接受视野无法对接、扩展、深化,而那些看似理性、导向性的接受视阈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淡出历史.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

梁实秋和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是早期《骆驼祥子》接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这两篇文章不仅能避免接受者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的偏差与问题,更能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