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参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探讨

当前,社会性规制工具在我国食品公共安全规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食品行业协会为主要代表的第三部门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征。然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独立性与自治性、精英治理与大企业控制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行业协会在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中需要着重解决成员企业的参与性问题,阻止不法企业进入行业协会并防范合法企业进入行业协会后发生道德风险。因此,行业协会要从推进运行体制改革、发挥信号传递功能及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等方面完善行业协会治理,建立成员企业的互查制度、被查企业的申诉机制以及严格的惩罚及淘汰机制等。     

网络社区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探讨

作为网络交流的重要形式,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相互交往基础上的,要实现网络社区良好的网上沟通功能,需要对网络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治理。网络社区是一种虚拟和现实结合的社会意义上的群落组织,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从治理途径与方式看,网络社区治理应当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技术治理方式;法规及行政治理方式;关系治理方式;文化治理方式。技术治理建立社区平台运行规则,法规与行政治理框定网民及网络相关主体行为的最大边界,这两种治理方式是网络社区健康发展的强制性保障。但是,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仍然可能存在很多低效率和非道德的行为,因此关系治理和文化治理也应当成为我国进行网络社区治理的关键方式。     

论网络治理信息机制的智能化构建

全球化带来经济环境变化,信息化促进社会效率提升,组织结构向网络形态发展演化。智能化时代网络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系统信息机制的再造,具体体现为自动适应机制、主动响应机制与闭环反馈机制的构建。智能时代网络治理的发展演进呈现四个主要趋势:一是数据海量化,大数据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利用。二是治理自组织化与自适应化,网络治理向着广泛参与的民主化方向演进。三是模型化与自动进化,在过程中不断改进治理机制本身。四是决策前瞻化,网络治理的决策与控制面向未来。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信任、契约与网络组织治理机制

伴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对单个企业治理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对网络组织治理的研究,对治理机制的研究也在发生同样的转变。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组织的契约属性,论证了信任是网络组织形成的基础;进而梳理了国内外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网络组织治理机制的两阶段论,即网络组织创建时的正式治理机制和创建后的关系治理机制;最后分析了作为网络组织形成基础的信任,这种治理机制的内涵、功能及其与其他关系治理机制的关系,并指出信任治理机制是网络组织基本治理机制。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威慑何以有效?这是破解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关键所在。基于繁重的执法负荷与稀缺的公共执法资源,食品安全迫切需要创新治理形式。声誉机制创设的威慑充分虑及企业的长期收入流,借助无数消费者的"用脚投票"深入作用于企业利益结构的核心部分,因而能够有效阻吓企业放弃潜在的不法行为,分担监管机构的一部分执法负荷,是一种颇有效率的社会执法。但是,声誉罚的要义在于信息高效流动,而现代食品行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得消费者很难自发形成强有力的声誉机制。应当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为中心,建立全程整合信息生产—分级—披露—传播—反馈的法律制度系统,确保企业违法信息迅速进入公众的认知结构,为消费者及时启动声誉罚奠定基础。同时,应当以声誉机制的适用为契机,积极探索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之道,回应执法历史发展所蕴含的成本逻辑,实现执法优化。     

论我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对于治理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因此,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安全治理主体、食品安全治理信息整体性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为了有效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性治理之不足,我国应从监管机构、治理主体和食品安全信息三个层面予以完善。第一,我国应强化监管机构的整体性,如组建统一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发挥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核心作用、有效整合监管机构的资源和职能;第二,应增强食品安全治理主体的整体性,如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和诚信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第三,应提高食品安全信息的整体性,如改变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监管。     

我国食品安全单一治理的困境与多维治理的选择

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治理为主要手段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面临着资源有限、效率低下、责任弱化的困境。激发和赋予广大社会主体食品安全治理的责任意识和相应权利,建立多维治理和保障体系,不失为改进之路。2013年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为更多社会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多维治理开辟了通道,在食品安全专业社会团体建设及其能力提升的基础上,优化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程序,并设立相应激励机制,从而改善政府作为食品安全单一治理主体所造成的困境,是推动食品安全多维治理事业发展的方向。     

欧洲食品安全治理评析

欧洲食品安全治理与公共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息息相关,一直受到欧盟各成员国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的食品危机引发消费者恐慌,欧盟在食品安全领域多次进行改革,建立了欧洲食品安全局,试图在超国家层面制定共同食品安全标准并实行统一调控。这种集权的管理方式导致市场的集中程度增加,成员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保护本国的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食品标准规定下免受损失。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基于竞合关系的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机制研究——以南京化学工业园区为例

构建产业集群主体问和谐的竞合关系,是促进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治理机制作为网络组织治理的核心,是协调产业集群竞合关系的关键。文章从产业集群网络组织属性出发,通过对南京化学工业园的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以契约、政府公序和组织私序为代表的正式治理机制和以信任、声誉和集群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对形成和维系产业集群竞合关系的作用机理,提出了通过完善网络治理机制来建立产业集群有效竞合关系的路径和手段。     

协同治理视域下国家食品安全监管路径研究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和谐、善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监管执行力差、协同监管程度不高、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与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原因体现在监管环境、监管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制度等诸多方面。鉴于此,必须从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构建监管主体之间的链式关系、组建食品供应链、引导消费者认知的公共性回归、建立食品领域信用系统、推动监管压力传递和推进社会善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建构"政府+关联多主体"的协同监管路径,以期实现国家对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监管。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企业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机制探讨——基于实证的分析

对食品安全的外部规制需要企业将其内在化为自我控制行为.文章对我国食品企业采取质量安全控制措施的激励因素、策略选择模式以及自我规制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在以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QS)制度为例对企业遵从强制性规制、以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为例对企业采取自愿性规制的策略行为选择、执行障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建议.     

构建网络平台 加强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治理商业贿赂预测预警机制

我党在任何时候都强调反对腐败。针对商业贿赂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的事实,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必须对商业贿赂全面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构建网络平台、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治理商业贿赂预测预警机制,能为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筑起一道防火墙,有利于形成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条件、法制保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为和谐社会的创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食品安全治理的风险交流与信任重塑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后,由于我国风险交流机制的不完善,在政府权威信息缺失,媒体掌握舆论主导,海量自媒体片面解读、过度报道的情形下,单一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容易演变为引发全社会整体焦虑的食品安全危机。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文章从整体出发,结合当前低社会信任语境,聚焦政府、媒体、公众三个主体进行深入探讨,得出要重塑牢固稳定的食品安全信任体系,必须要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政府给予更少的管理,鼓励更多的沟通;媒体恪守职业道德,基于事实传递准确信息;公众提升自身知识储备,理性客观对待风险危机。     

整体性治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新走向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同、合作、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低效运行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在组织形式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变革应该在横向和纵向上打破功能分化的组织壁垒,形成统筹协调、密切合作的服务机制;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应该打破政府垄断性监管的局面,将部分监管权力让渡给公民,非政府组织及社会中介,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公私合作”的网络监管状态;最后,在供给方式上提倡监管的“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