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势治”理论及其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

"势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不受关注的领域。法家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另一面,却否定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思路,而是强调要构筑法治的制度环境——"治势",使"抱法"与"处势"相辅成。具体是在正视人性"自为"的基础上,通过因性利导与因势利导,以"必然之理"营造"必为之势";用"必信之法"达成"必治之政",并对"势治"条件进行分析论证,指出这种"人设之势"好比"良马固车",即使中手驾驭也能追速致远。显然,这套"势治"理论对当前中国推进"法治"建设富有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文势”论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重要观点之一,西方及当代文论中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文势"属于作品的形式范畴,指受作品体制规范制约、在表现内容时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动态感的格局态势。它既受作家感情精神的制约,又与作品体制、语言文字、结构布局、表现技巧、意象组合方法等因素密切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特质,对作品内容具有推动和展开作用。"文势"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感、力量感和生命感,能诱发读者展开积极的艺术思维活动,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情趣,这种独特的艺术审美功效为作品内容所无法代替。"文势"作为中国古代独有的文论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因为"即体成势"、"形生势成"也是当代文学的创作规律,今天的各体文学同样也都体现着一定的"文势"。古代文论中的"文势"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欣赏和分析评价当代作品的一个新视角。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梁启超宪政路径及理论考察

梁启超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其宪政思想几经变迁。梁启超在宪政理论模式选择上变动不居的同时,对宪政内在的认识却是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而不断深入和提高的,看似混杂或前后矛盾的思想蕴含着不变的追求,即追求中国宪政体制,并不断构建与完善他的独特的宪政理论体系。他的易变是"君子之变",进步之变。解读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一定要把他的思想言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才能知势论人。截取梁启超的个别言论以概括梁启超的宪政思想难免片面。     

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思想困境及其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政治改革,这关键在于新政治习惯之养成,任重而道远,此时研究梁漱溟关于培养新政治习惯的思想极具现实意义。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几乎全部紧紧围绕"建国"问题展开,但其建国之路始终在两难之间徘徊,即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就理论而言,梁漱溟对中西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就现实而言,其社会政治实践多数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思想之价值。当下的中国,无论在国家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要求建构新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建国前,梁漱溟就一直守定社会立场,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这为当代市民社会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与同时代多数知识人相比,梁漱溟关于政治问题的诸多思考都立足于国情,以老中国为出发点,都是"中国式的",这些思考为面临诸多思想困境的当代中国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陆、王“心即理”思想比较

<正> 陆九渊和王阳明同属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流派,都有"心即理"的思想,也都表现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特点.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经历各异,观察世界的角度不一,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今拟对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异同加以比较.一、陆、王"心即理"思想之同陆、王的"心即理"思想,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以心灵为宇宙本体的唯心论.它是对主观精神的夸大,是对儒家"天人合一"的心性学说和宋明理学以封建伦理为世界本体思想的发展.在这里,"心",既指思维器官、主体意识活动,义指人的本性和支配人的伦理行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张君劢“中国现代化”诉求的人文思想特征

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化的诉求,有着鲜明的中西合璧的人文思想特征.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是学贯中西的张君劢一生心志之所在.张君劢肯认现代社会的“进步”意义,并认定这一进步须通过思想方法与科学精神来达到,所以他尤其强调制度“演进”要与现代生活观念相应并宣称要“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在张君劢眼中,欧洲步入近现代的标志,与其自然权利说导致的立宪政体、民主政体制度的确立是相应的.所以,他强调培养独立自由之人格,“养人之所以为人”,“惟有尊重自由”.     

王船山的理势论

<正> 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孔子以来,即有关于历史观的言论。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对于古代哲学家学术宗旨的简明概括。“通古今之变”即是历史观的内容。在中国近古时代,历史观思想最丰富的是王船山;在王船山的历史观中,见解最深刻的是关于理势的学说。但王船山的理势论比较复杂难懂。今试依照个人的理解对于王船山的理势论的基本要义进行比较全面的阐释。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不离不杂论的中国哲学元理义蕴(下)

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理性力量,在其掌握唯变所适的魅力,科学依靠理性之光而照亮客体,和合学依靠"万物本吾一体"的联通之光而智能网络世界。世界虽千变万化,但都寓于不离不杂之中。人们仰望太空,俯察大地,发现天地万物不动即静,即静即动,动静不离不杂。体现为智动仁静,静能制动,静闭动开,动静相召,动静互根。就物来看,动静相离不杂;就神妙看,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妙万物,动静非外力所致。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在中国哲学理论思维中"变"为顿变、突变,相当于质变;"化"为渐化,不显著细微的化,相当于量变。体现为变质化量,变通化成。渐化的裁断,由量变转化为质变。自然、社会、人生都处在质与量、变与化的流动之中。自然、社会、人生的发展变化都具有内在逻辑规则性,相当于理;由人类社会内在矛盾、冲突所形成和推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便是所谓势。体现为理固势常,理势相因,顺势合理,理是势之理,势是理之势,理势互相絪缊,互为动因。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与必然之势,一旦约定俗成,形成各种形式的规范、规定,便具有一定的常规性、经常性、原则性,这便是所谓经;但随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原有规范、规定亦随之而变化,这便是权的变动性、变通性、灵活性。体现为权反于经,阴权阳经,经常权变,经权合一。动静、变化、理势、经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均依不离不杂之理而不例外。     

不离不杂论的中国哲学元理义蕴(上)

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理性力量,在其掌握唯变所适的魅力,科学依靠理性之光而照亮客体,和合学依靠"万物本吾一体"的联通之光而智能网络世界。世界虽千变万化,但都寓于不离不杂之中。人们仰望太空,俯察大地,发现天地万物不动即静,即静即动,动静不离不杂。体现为智动仁静,静能制动,静闭动开,动静相召,动静互根。就物来看,动静相离不杂;就神妙看,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妙万物,动静非外力所致。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在中国哲学理论思维中"变"为顿变、突变,相当于质变;"化"为渐化,不显著细微的化,相当于量变。体现为变质化量,变通化成。渐化的裁断,由量变转化为质变。自然、社会、人生都处在质与量、变与化的流动之中。自然、社会、人生的发展变化都具有内在逻辑规则性,相当于理;由人类社会内在矛盾、冲突所形成和推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便是所谓势。体现为理固势常,理势相因,顺势合理,理是势之理,势是理之势,理势互相絪缊,互为动因。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与必然之势,一旦约定俗成,形成各种形式的规范、规定,便具有一定的常规性、经常性、原则性,这便是所谓经;但随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原有规范、规定亦随之而变化,这便是权的变动性、变通性、灵活性。体现为权反于经,阴权阳经,经常权变,经权合一,动静、变化、理势、经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均依不离不杂之理而不例外。     

自下而上“造社会”:梁漱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

现代化乃近代中国的绝对主题.和绝大多数时人主要关注自上而下政治权威的现代转换不同.梁漱溟坚持并且践行了一条自下而上从社会入手的另类现代化道路.的确,从"国家一社会"的视角看现代化,实际上包括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转型与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建构的双向过程.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一再受挫.就因只单向度地注目政治变革,独立的、自治的社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以至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言,梁漱溟自下而上"造社会"之现代化路径探索,值得珍视.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从“法统”崇信到“革命”认同——从“孤军派”观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

"孤军派"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以福建籍学人为核心,因留日学生、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学缘、业缘关系而聚合.最初,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的立场,主张维护"法统"而反对革命.民国宪政结构的瓦解,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终于使"孤军派"皈依革命.走完了"以护法始以革命终"的思路历程.而围绕革命性质与革命之道,他们与共产党人展开了革命话语权的竞争."孤军派"的分化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分化的一个缩影.     

试论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

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是在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权"和"科学"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构成了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主线;"主权在民"的"惟民主义"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之宪政国家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追求的目标。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梁漱溟的“尚情”说

在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的情感要素的张扬和对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积极回应中,梁漱溟提出了"尚情"的理想人格."尚情"即崇尚真情、情理,讲究真情实感,坚持"主观的情感"而不是"客观的道理".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在物质生活上的知足常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尚情无我";在精神生活中的行"仁"求"安".梁漱溟的"尚情"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时国人在人生要义等问题上的困扰,帮助他们树立了自主独立、积极进取的人生信念,同时它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