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如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存在着三 种路径: 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它的基本假设和断定是,社会主 义时期的一切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的反映,共同的阶级就意味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后者又进 一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意愿、共同的社会态度和共同的社会行动。在 这种逻辑推论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     

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整合

市场转型理论并没有直接言说社会整合议题,它的主题是社会与 分层。其主要的观点是,从计划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将同时 出现产权私有化、精英权力转移和利益群体重组。因而环绕它的争论 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谁占有产权?谁控制管理?谁获得较多报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整合机制的变动问题,可以概括地说是产权 关系的整合、权力支配关系的整合和利益群体的整合(以下简称产权整 合、权力整合和利益整合)。我将着重评述关于产权整合和权力整合的     

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

通过对一个新建社区的形成过程和居住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国内"居住分异"的社会分化现象。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居住分异以后,群体分化程度被强化了,它使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扩大、疏离感增强。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团结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干预,任由房地产市场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意境”概念与文化权力

本文选择了一直难有定论的"意境"概念界定问题为考察对象,对"意境"的解说是在20世纪以后才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的,在"意境"概念界定问题上的争论本身源于现代学术场域内的权力斗争,这种概念狂热不但偏离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论述思路,而且根本不可能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话题

恼人的油价3月25日零时起,成品油涨价了。去年,国际油价一路"高歌猛进",国内油价毫不迟疑地"与国际接轨",多次涨价。但从7月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趋势已经形成,信号非常明显,很容易判断,油价从最高每桶147美元,下滑至40美元左右。可是国内油价在公众的一片降价呼声中,就是按兵不动。直     

“保护的责任”语境下避难者的人权保护问题

冷战结束以后,为保护国内人民免遭严重的人权侵害,国际社会开始提出并逐步实践"保护的责任"的观念和原则。然而,在"保护的责任"的语境下,难民概念的泛化与现有的难民国际保护制度并不能相互涵盖。本文认为,为了应对大规模的非传统意义上的难民保护问题,国际社会应该探索和实践一种临时避难保护制度。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中国社会主义50年的基本经验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怎样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关系，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教训颇多。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意识"或是"日本人情结"以及西洋先进的观念,是在江户中期即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凸现出来的.形成这一认识或意识, 自然有诸多缘由,但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的到来以及从西洋输入的新知识,尤其是描述整个世界的相关地理知识,无疑是酿成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它与后来明治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也有相当的内在关联.     

"公馆"之家——论小说《家》的文学表达

公馆是社会过渡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时间维度中充斥了新旧矛盾以及社会历史的变迁.拨开高公馆众多的"政治学"头衔,发现巴金的叙事信仰在于真实地展现过渡家庭的现实面貌,表达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矛盾、挣扎、彷徨的独特生命感受.在小说中高公馆主要由住宅区和花园组成.在公馆住宅区内部是日常的家庭政治,人际关系呈现出话语、情感交流的"荒漠化",并直接导致了公馆悲剧的发生;而象征着"自然""包容"的花园,则调节着公馆生活,凸显着人类进化的渴望,表达着巴金对于家庭温馨环境的憧憬,传递着人与人文明关系的和谐畅想,勾勒出理想化的社会想象.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3月5月进行的 “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的数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12.1%,在城市社会中占25.4%,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目前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     

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优化

通过研究改革开放30多年北京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认为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士字形”“金字塔形”转变为当前的“橄榄形”,但还不是“中产社会”,存在城乡分割的阶层体系和功能区阶层结构的四个世界,而且阶层结构有断裂倾向的特点。因此,提出培育中产社会、提高中间阶层质量、创置下层向上流动机制以及弥合社会阶层结构裂痕的治理对策。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Middle‐Class Political Activism and Middle‐Class Advantage in Relation to Public Services: A Realist Synthesis of the Evidence Base

Since the late 1960s social policy scholarship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or benefits across social gradien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one mechanism by which inequity might be produced – activism by middle‐class service‐users enabling them to capture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resources. The review used the methodology of realist synthesis to bring together evidence from the UK, the USA and Scandinav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aim was to construct a ‘middle‐theory’ to understand how and in which contexts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activity by middle‐class service‐users might produce inequit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or rationing decisions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 middle‐class service‐users. The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causal theories which nuance the view that it is the ‘sharp elbows’ of the middle‐classes which confer advantage on this group. It shows how advantage accrues via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rvice‐users, providers and the broader policy and social context.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

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描述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阶层分化：1、社会收入的差距（包括个人的收入差距,政府各部门之间、社会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俄罗斯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社会边缘群体”和“新贫困者”。“社会边缘群体”是一些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新贫困者”是指前苏联时期,以教授、工程师和医生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俄罗斯社会改革前,他们生活安逸,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现在却生活艰难,变成了俄罗斯的穷人。3、新中产阶级。 俄罗斯在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旧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消失了,出现了新的以企业主为中心的中产阶级,俄罗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使俄罗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

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自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迅速扩大,其内部结构和生存状况存在极大差异,但整体特征表现为物质上的消费行为和社会文化资本上对英语的掌握。与其经济成就相比,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备受争议,表现为：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并存;对政治缺乏兴趣,投票率低;缺乏公共责任,疏离底层民众。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外,也与印度独立后现代化的发展及中产阶级自身特征有关。近年来印度社会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了中产阶级如果不实现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政治变革的参与者,就无法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