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之治的政治生态逻辑及其启示

仇和之治作为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生态、政治文化生态与政治经济生态互动融合的必然产物,其实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威权的方式推行民主、以人治的方式推行法治、以非市场的方式推行市场化,其中蕴含着特殊的政治生态逻辑。仇和之治的政治生态逻辑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合理处理好党、人大、司法机关和政府的相互关系,积极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大力培育巩固民主的公民社会,形成行政体制改革与其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     

论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三大品格

本文从邓小平法治思想所具有的认识历史必然的瞩远性、依法治国的严肃性和实践真理的坚定性这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内在品格,以及如何理解和坚持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以期继承小平遗志,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法治”概念的另一种理解

“法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笔者试图从“法治”的渊源和其汉语的特殊涵义以及国际法学界对法治的普遍认同的概念入手,对其提出另一种概念理解,也即“法治”不是“法律之治”,而是一种人类理想的社会秩序类型,以期纠正人们长久以来对法治概念的简单理解。     

“德治”本意之探源——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德性之治:依法行政语境下的理性思考

在依法行政语境下,德性之治似乎已日渐势微。然而,从德性之治的历史渊源及现代含义、理论支撑及现实需求中,可以看到了德性之治在当下依法行政责任体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在当代,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德性之治的基本路径在于:行政理念的更新,道德素养的提升,与时俱进的教化和伦理制度的完善,实施德性之治,必须正确处理好德治与法治、德治与人治、治人与治己之间的关系。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依法治市与法治进程中市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依法治市”是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地方性重要举措,“依法治市”不仅需要在法治进程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提高全体市民对依法治市重要意义的认识,而且更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强市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市民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依法治市的目标提供内在的驱动和必要的支撑。     

论陪审制度的合宜性--"人情之治"的角度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对"法治"内涵的解读,指出"法治"的缺陷,认为法治是"人情之治"与"理性之治"的结合,认为应充分发掘陪审制度的情感基础,依托中国传统之法律文化,从而得出陪审制度合宜性的结论.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应宪法至上

依法治国首先要宪法至上,突出宪法对法治的作用;宪法内客上的缺陷和外部不良环境是影响宪法至上的障碍;实现宪法至上的途径是完善宪法内容、树立宪法至上意识。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法治建设需要法治精神的支撑.当前我国农村法治精神的匮乏给农村法治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顺利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亟需法治精神的培育.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法治征程的足印

改革开放30年来,作者亲身参与了中国走上依法治国道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本文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其间个人经历和实践活动。但限于篇幅,未详述李步云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特别是法治与人权问题上的创新性学术观点。其50年学术生涯中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可参见《李步云学术精华》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