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五四论述"与"现代文学研究"

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先后出现了三类"五四论述",一是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的原因,其中又可以分为外因论和内因论.二是批判五四新文化理念自身,批判者分别受到新儒学和后学的启发.三是梳理五四新文化理念的知识谱系,其中又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别.这三类"五四论述"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多样的研究立场和评价标准,使"现代文学研究"获得了"当代性",但也存在着当代性与历史感脱节以及理论的当代性与现实的当代性错位等问题.为了推进现代文学研究,我们还需深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新的"五四论述".     

论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及其三权分立学说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孟德斯鸠政治自由观的提出是与"政制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公民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两方面的阐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鸠认为实行"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拥有良好的刑法"是实现和确保政治自由的重要手段.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论国家/科学复合体下的当代知识生产与传播

20世纪以来,知识与权力及资本紧密结合并日益受到后者的操纵,国家/科学复合体殖民了社会的一切公共领域.国家权力在科学划界、科学知识生产的形式和规模、传播和评价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当代知识异化的深度和广度.知识向自由的回归是当代知识人最深层的渴望.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高校课程管理主体之"权利"与"权力"

高校课程管理中,权利主体的类型与层级多样性决定了课程管理"权利"的层级差异性和双重性等特征.这要求不同层级的权利主体应该被赋予相应的课程管理"权力".但现实是课程管理组织中的权力优势集团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课程管理权力的分配,并直接导致了"个体化"课程管理权力的"泛化"和高校课程管理微观层面主体之权力"缺位"等问题.     

"五四"文白之争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个文化界有名的"双簧"引发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线与封建复古派之间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在文化上体现为语言与权力的话语争夺,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重任,是传统"文-言-意"关系范畴的体现,预示着文艺现代化、大众化的到来.它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导向.     

作为"解构大师"的李贽

认为李贽对当时"理学"意识形态的批判,虽为中国前现代思想运动的理论产物,从中却体现了一种不无前卫的"后现代式"的之于权力化的知识话语的解构策略.在李贽那里,这种解构策略也即其所谓"解则不执一定"之说的推出.为此,他要求从形而上的意识回到形而下的身体,他主张从思想的同一性回到事物的复杂性,并且他坚持不是以永恒的规律,而是以时间中的历史为人类最终的理论归依.显而易见,对李贽学说中的这一解构主义的揭示,无论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来说,还是对于当代人类哲学来说都是有着不容低估的理论和时代的意义.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德才兼备"的当代诠释

德才兼备是任何时空下选拔官员的基本准则,但"德"与"才"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德"应该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才"应该包括业务知识与素质、管理知识与素质和法律知识与素质。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     

王国维"学无中西古今"论的理论困境及其思想史意义

如今,持续了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似乎已悄然耗尽了当代中国学界的焦虑与思辩力,人们要么沉迷于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的虚悬想像中,要么仍深陷种种后殖民主义(后东方主义)、文化(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而当代学术研究日益加剧的专业化与细密分化趋向,则使种种学院化和技术化的学术操作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学术"既已从某种神圣的使命中"祛魅",人们干脆也就放逐了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与文化的创生立场的反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王国维的"学无古今中西"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在于首先,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绝对性至今似乎仍隐没不彰;其次,王国维在"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之间的理论断裂仍考验着当代中国学界的思辨力;第三.王国维对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重构的理论尝试,至今仍具有极其前沿的思想史命题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重新梳理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论的语境及其绝对性、重新裁决"学无中西"论与"学无古今"论的理论断裂、重新彰显王国维重构现代知识谱系与存在视野的理论尝试的思想史意义,无疑能为当代中国学界应对后现代知识谱系的变动和全球体系的变迁找到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资源和极具中国特色的现实路径.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生产"看"的场域--一种对福柯的解读方式

福柯所关注的凝视,是从产生现代医学的凝视,到产生现代灵魂,建构规训机制的社会性的全景敞视,再到人对自身操控的技术.在此过程中,人们观看,把观看之物和自己交织到一起,在周围形成知识,这是权力展布的过程.权力不是实体化的力量,而是一种策略的建制.产生知识的过程便是权力运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场城的生产密集扭结,构成权力的网络.新的场域为了使观看更便捷而产生,新的知识在观看的过程中生产.     

国家科技权力及其提升策略

科技权力是国家在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影响、调控、支配科技的能力和力量。它不同于科技权利,本质上属于知识权力,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关键性和变动性特征。当代国际科技权力呈现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提升中国的科技权力,必须明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权力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增强"科技权力是国家的一项决定性权力"的自觉意识,坚定提升国家科技权力的信心和决心,全面实施"科技强国"战略。     

白人权力与种族知识的产物——福克纳笔下的混血儿初探

以福柯有关权力与知识的论述来解读福克纳笔下的混血儿,可以发现混血儿实际上是美国南方社会白人权力与种族知识的产物.白人用权力将混血儿划归为南方社会绝对的"他者",并在种族知识里把他们妖魔化.这种权力和知识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不仅使混血儿受到支配,就连他们在反抗白人权力过程中的行为,也不知不觉地被内在化了,成为了它们的牺牲品.     

略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

随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手段及所实现的目标与传统的"权力"相比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使得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追求的目标更为广泛。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从三个方面反映了这些新的变化,即"权力"构成要素的无形化、"权力"手段的非军事化和"权力"目标的多样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权力"也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     

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王岳川教授文化访谈录(之二)

当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成为人类共同支柱的时候,精神领头羊的地位才能真正决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革,文化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日益明显.大国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资源,即软实力,来实现其目标:增进相互依存、参与国际体系、共享人类文化.汉字文化圈秉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感悟和精神气质,"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是请西方人看看"差异性文化".并尊重差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其理论精神的具体实践路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重要维度是思想创新.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也是我们重释传统中国思想经典的现实需求与内在动力,所以要提倡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批判当代中国流行的"文化失败主义".中国当代的许多问题,根源在于文化断裂和断层,因此"大文化眼光"至关重要."文化输出"应该与"文化创新"并行.超越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逻辑,坚持整体体系创新逻辑.     

中国共产党执政"守位"律初探

民主政治环境下,执政党理性、主动地与公共权力之间划分并恪守各自的权限,发挥各自特有功能,行使各自法定职能,以及由于这种划分与运作而导致的因果辩证关系,统称之为执政"守位"律.中国共产党执政"守位"律的基本规定,就是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最优化与法制化.     

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的困惑及其转化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虽具有生态价值,但它毕竟植根于古老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生态伦理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分别从"天"、"人"、"合一"三个角度剖析其弊病,指出自在自然、自为的人、系统性混沌是其缺憾.因此需要注入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生态学知识和广义生态伦理的观念对其进行重新诠释,以适应当前解决生态危机的需要,建立当代中国自己的生态观.     

葛兰西"文化霸权"的建构

文化霸权是一套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国家构成理论以及政治权力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实践哲学是其理论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层关系为其理论架构提供了可能,而政治权力中的另一种权力观念--"同意"则成为其理论的核心,也是其理论独创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