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变革中的婚居模式与生育模式

<正> 婚居模式与生育模式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婚居模式一般是指婚姻当事者婚后的居住状况(从夫居、从妇居还是新户居)以及与其母家庭的关系(与男女各自母家庭的居住距离和往来状况)。建国40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宗族家庭制度已经崩溃,但不可否认在许多地方,宗族观念及其影响还有较大市场。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大多还是沿袭从夫居。从夫居是我国农村人口婚居的基本模式。然而从夫居必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青年人结婚都到男方居住,对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将产生较大冲击。是否有儿子,这不仅是儿女本身由于性别上的差异带来的体力、劳动收入等等方面的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儿女婚后对母家庭的作用差异。有儿子的家庭儿子婚后不仅可以继续留在身边,     

探索从妻居——现代化、人口转变和现实需求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0年的初访数据,从现代化、人口转变和家庭的现实需求三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居住安排。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区分了从夫居和从妻居。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家庭从妻居的比例仍然明显低于从夫居;社会的现代化、夫妇双方的家庭人口特征和现实需求不仅对是否同住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显著影响从夫居和从妻居的选择。在现代化和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居住方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而且在当代中国,子女的需求对居住方式的影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农民生育行为中的制度化逃避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生育行为和结果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以政策法律来规范生育行为；作为生育行为发生的基本单位家庭来说，生育首先体现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育目标。当家庭生育目标与国家人口目标不一致时便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得以解决的方式不外乎三种：一是家庭迫于国家的强制力量而接受国家政策；二是家庭坚持自己的目标，引起国家的强制处罚；三是家庭在自身目标与国家政策之间找…     

浅论鄂伦春民族混合家庭

最近两年,我们对两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做过一些人口调查,看到鄂伦春族或鄂温克族的民族混合家庭都在不断增加,成为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鄂伦春族或鄂温克族的民族混合家庭,特指由不同民族的男女婚配而组成的家庭中,夫     

当代中国妇女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微观研究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妇女的家庭财产继承权不但从无到有，而且随着有关财产继承法规的贯彻实施和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正向着男女平等方向发展，就连出嫁女儿和寡妇再婚都有权继承家庭财产的现代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是可喜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财产继承权上男女两性还存在不平等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而导致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而形成的性别偏好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妇女在法律上的继承权与事实上的继承权还有差距。     

“十大工程”推进“邮都幸福家庭计划”

近年来,江苏省高邮市围绕创建省幸福家庭建设示范市目标,充分整合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全面实施＂邮都幸福家庭计划＂,重点推进＂十大工程＂,立足家庭,以创促建,明确部门责任,实行齐抓共管,深入推进幸福家庭建设,确保市级创成省幸福家庭建设示范市,全市幸福家庭建设示范乡镇（街道、园区）、示范村（居）创建工作覆盖率达100%,培育一批＂幸福家庭＂示范典型,进一步提升家庭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发展能力和文明程度,营造＂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家庭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为建设幸福高邮、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赋予女孩以生命的活力——关爱女孩成长中的若干问题

社会是由男性与女性组成的，男女两1生的关系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所以，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她们始终作为一种“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甚至在丈夫死后也不能再嫁，妇女的一生都在依附别人，毫无独立人格可言。这种状况，代代相传，涉及到后代，连女孩也都深深地打上了“男尊女卑”的烙印。     

人口生产的家庭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析CSSCI

"两种生产"理论中的人口生产必然受家庭理性和社会理性"两种理性"的制约。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人口发展形势的演化,我国人口增长方式将由先前的完全受政策外力控制的外生性增长逐步转向家庭理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内生性增长。但就我国人口生产的现状而言,这"两种理性"之间存有较大的矛盾性。因此,必须在尊重家庭理性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由社会理性作出的从严约束的人口生产的制度安排,保持应有的政策执行力,维护生育公平,减缓生育的"公地悲剧",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标。     

夫妻伙伴关系:中国城乡的异同及其原因

本文从家务分配的公平性、权力模式的平等性和自我感受的趋同性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城乡夫妻伙伴关系的现状、差异及其社会历史原因。国际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夫妻的伙伴关系与世界公认的两性平等的国家瑞典相比毫不逊色。而中国城市女性的家庭地位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环境的优越，即国家对女职工婚后连续就业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制度保证，以及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多次在全国范围对男尊女卑、夫主妻从传统文化的持续抨击。本文还指出了城市家庭角色“阴盛阳衰”表象深层潜在的社会导因和负面效应     

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高离婚率的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国离婚率的比较,发现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离婚率位居世界前列,而且近20年来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未呈上升趋势,反而稳中有降.作者认为该地区的高离婚率是伊斯兰教文化、民族风俗及其婚姻制度的演绎和延伸,并分析了早婚制、父母定婚制、内婚制、从夫居制与母系庇护所、低成本婚姻经营制和离婚自由制对该地区离婚率的重要影响,同时对该地区离婚率的趋势和社会控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状况研究

本研究通过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调查资料,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示了男女两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状况与差异,探究了社会保险参保率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程度、缩小两性差距、促进男女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的政策建议。     

男到女家结婚落户与甘肃农村生育率下降

一、男到女家结婚落户是历史的必然 1、母系社会 男到女家是婚姻的唯一形式 在母系氏族制的早期,妇女从事采集,男子渔猎,实行族外群婚,子女知母而不知父,世系从母系计。到母系社会的发展期,已过渡到对偶婚,妇女经营原始农业,管理氏族事务和经济生活,男子都是上门到女方的氏族,形成夫从妇居的对偶家庭。这时男到女家婚姻的唯一形式,这种母     

中国城镇家庭户收入和财产不平等:1995～2002

利用中国家庭户收入调查收集的1995年和2002年城镇家庭户样本数据,以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对中国城镇收入和财产不平等进行了考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家庭户收入的大多数不平等测量指标在1995～2002年7年间都存在一个显著的大幅度上升,但家庭户财产不平等在此期间呈现出略有下降的趋势;基于人口分组的分解反映出,区域、户主受教育程度和户主中共党员身份对总的家庭收入和财产不平等具有更大的贡献;总体上,对于1995～2002年的中国城镇而言,分类机制在左右家庭户资源不平等变动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实施出生缺陷干预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德化县三班镇计生协有针对性地开展八进八送上门务：一进新婚家庭，送优育知识和避孕药具；二进怀孕家庭，送优生知识；三进产妇家庭，送优育知识和避孕药具；四进避孕期家庭，送知情选择知识；五进独生子女家庭，送优育优教知识：六进婚育青年家庭，送青春期知识和婚恋知识；七进再婚家庭，送生育政策和避孕节育知识：八进久婚未孕家庭，送治疗不孕症有关信息。     

试论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

老年人的权益主要是指老年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凡是其他年龄层的公民享有的权益，老年人也毫无例外的享有。老年人并不因为年龄的增长和生理的衰老使其应享受的权益有丝毫的损害。相反，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迈进的重要一环。本文从４个方面对主题进行了论述：老年人的权益并不随着年龄的递增而衰减；老年人退出劳动年龄层并不是公民劳动权的丧失；生活保障是老年人最重要的合法权益；老年人同年轻人一样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     

实施“少生快富工程”促进“关爱女孩行动”

重庆市彭水自治县试点工作的开展： 一是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县工商部门对从事个体私营的独生子女户、双女户适当减免摊位费等有关规费；县扶贫开发办每年切块解决20万元扶贫资金，专门用于帮助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家庭发展生产；县民政部门每年安排5万元救济资金，专门用于解决农村特困独女户和双女户家庭的生活困难：县人口计生委筹集资金，积极开展“救助贫困母亲”活动；农村信用联社充分运用小额低息贷款政策，优先安排小额信贷资金，用于扶持农村贫困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致富项目；县建委对农村计划生育女孩家庭实行免征房屋建设配套费政策。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农村家庭代际间的财富转移研究——以河北农村为例的实证研究

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的中国家庭,遵循着“反馈”传承模式,奉行诸子均分财产的制度。随着子女(主要是儿子)成家立业,父母会逐渐把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事务决策权转交给下一代,而老年的父母会由儿子们共同赡养。在此过程中,两代人的家庭地位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文利用2005年“河北省农村地区婚姻家庭变迁社会调查”数据,选取结婚和分家两个事件,详细论述财富在父代和子代间转移的方式、时间、数量等,帮助我们揭开家庭财产转移的“黑箱,”理解亲子两代强弱地位的互换过程。     

明确部门职责 建立长效机制 江西省着力营造关爱女孩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江西省各级政府不断建立和落实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关爱女孩行动，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势头得到遏制。其主要做法是： 一、明确部门职责，营造关爱女孩的政策环境 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均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关爱女孩行动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将关爱女孩行动的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并纳入相关部门职责，实行目标管理，加大考核比重。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