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評价

目前对于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为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包含着若干辯証法思想;也有人認为是一种种学体系;还有第三种意見,主張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不过这种唯心主义是由荀子的唯物主义轉化而来。至于对这种思想的历史作用的估計,那就更加是众說紛紜了。有人說董仲舒的思想起着完全反动的作用;也有人說他的思想有人民性,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甚至是在封建社会中“表現了对人民最大限度的关心”;还有人認为基本上是反动的,但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生活要求的。这里我們想就以上这些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討論。     

董仲舒受老庄思想影响考

老庄思想是先秦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虽然“独尊儒术”,但是他在构建其理论学说大厦的时候亦灵活地吸收了老庄的一些思想来为自己服务。本文试图从宇宙天道理论的建构、“无为而有为”的君之道、重生养命理念的继承三方面入手,来分析老庄思想对董仲舒的影响。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元祐蜀洛党争和苏轼的反道学斗争(上)

苏轼无疑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信徒,并且正统得有时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他笃信董仲舒以来近乎谶纬之学的天人感应说,宣扬人祸系“冥谪”的因果报应思想(这种思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国君与庶民同谴 制度与教化并行——董仲舒长治久安思想要义

社会稳定，是历代统治者所致力追求的政治理想。与前代相比，董仲舒的社会稳定思想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强调居安思危，注重长治久安。董仲舒长治久安思想的中心是由任刑罚而重德治的政策性转轨。需要强调的是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并不是先秦儒家道德政治的简单复归，他的创造性贡献在于将先秦儒家以“修身为本”的单一化约束机制发展为思想与度制相结合的双轨化社会制约体制。     

关于《论董仲舒思想》——与周輔成同志商榷

周辅顾同志所著《论董仲舒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第一版)把董仲舒的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批判,内容丰富,论点也基本正确。例如他指出仲舒思想是儒家思想,“他想建立一道统,使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权的永久大法。”①又认为仲舒思想是代表“白衣”地主阶层利益,“反对特权贵族”,而且在这方面表现了较多的积极意义。周同志并同时指出,仲舒思想,“就其对后世言,其反人民一面,实是主要的。”这些基本论点我都同意。我认为周同志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值得我们一读。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一些论点,我却不大同意,现在提出来向周同志和其他同志请教: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董仲舒胡诌“感应”论 王仲任大书“伐孔”篇

董仲舒是西汉中期大地土阶级保守派的政治代表。在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以后,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口号,第一个打出了尊儒反法的黑旗。但是,因为汉武帝“外儒内法”,贯彻执行了法家的政治路线,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主张并没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从“尊法”完全转为“尊儒”,董仲舒的反动思想开始占了统治地位。     

从德治主張看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

德治,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所谓德治,就是反对严刑峻法,要求统治者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从思想上实行对人民的统治,用软化方式和怀柔政策来治理国家。西汉儒家大师董仲舒,力主德治,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德治的合理性,他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哲学体系。因此,要认识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笼统地说他完全反动是不科学的,必须对他的德治主张进行考察,了解他的哲学是怎样服务于他的德治主张的。     

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产生了一套思辨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皇权思想,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为研究作为皇权思想的董仲舒历史哲学,运用文献分析法,从4个方面分析其历史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3个特点:提出天命—神意史观,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解释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君权神授说论证皇权合法性;提出王朝的三统循环的历史规律,将君王上升到历史主体的地位,认为皇权永恒;提出历史变易理论,呼应政治变革。从董仲舒以“三统”说和“大一统”说相配合、相交织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汉皇权巩固与扩张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对比同时代罗马帝国未能产生高度系统化历史哲学的情形,这一点更明显。董仲舒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皇权思想,既论证了皇权统治合法性,又为当时皇权政治的发展与政治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的仁义观

仁义是董仲舒五常之道的核心,二者的特定内涵及交互作用对他的整个道德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董仲舒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及道德修养理论;他的这种仁义观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有利于理想人格模式的塑造,有利于普遍伦理的建设。     

论董仲舒的改革思想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我国汉代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他的改革思想的阐述,论证他是一位改革思想家,肯定他主张改革的进步历史作用,恢复他的改革思想家的历史面目,给予他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改弦更张的更化思想的产生。董仲舒改弦更张的更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改革旧制。每个新朝代出现之后,它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除其迹而悉去之。”所以他说,一个真正英明的皇帝,他虽然“继乱世也,”但能“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秦朝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它继承了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经学开创者,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形式结束了先秦的子学时代,开创了经学时代.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董仲舒哲学思想的认识还不一致,尤其对其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的看法分歧较大.关于哲学思想的形成问题;一般传统的看法认为是适应了汉代初期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观而形成的,他的哲学内容是“独尊儒术”;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是根据汉初政治斗争的需要,歪曲了自然科学的成果,兼采百家之长而形成的,他的哲学思想内容很“杂”,可以说是一位“杂家”.本文就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探索,以求教于哲学史界的老前辈和同志们.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董仲舒政治哲学蠡测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政治原则，而董仲舒却从哲学的深层为其寻找最高、最权威的存在根据。为了维护大一统，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变而有常”、“德主刑辅”、“统一思想”等一整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治国方略，并使之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     

试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时代需要 ,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成果 ,构建出一套以天人感应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 :“天”就是指自然界 ,“人”就是指人类 ,“合一”就是指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但是 ,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超越性。其“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天”具有伦理道德观、王权政治主张和宗教精神关怀的层面。所以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不是神学目的论 ,而是自然、人类和谐发展论。     

董仲舒与柏拉图的人性论思想之比较及其启示

董仲舒与柏拉图分别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柏拉图的“人性三分说”为理论出发点，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二者在人性论思想上的异同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今社会中现实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