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合流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满洲贵族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和特权,对立宪派采取了高压态势,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立宪党人逐渐寻求新的出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立宪和革命这两种力量终于走到了一起。     

清末预备立宪的史实考论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时期为继续维持统治而被迫提起的。预备立宪的目的是使"皇位永固",让"外患渐轻",致"内乱可弭"。通过改官制、开办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集团拟定立宪日期,颁布意在继续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但并没有起到延缓其统治的作用,反而加速了封建专制王朝自身的灭亡。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政治空间结构的转换与辛亥革命党人建国理论实践的演变

清末时期,满清王朝在形势逼迫下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被动开放出一个类式西方社会转型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急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空间结构”.既造成了一个实力不济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从王朝中分离出来的实力派官僚集团.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遭遇了三个利益集团的对抗.这一格局决定了同盟会革命策略的选择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目标的命运.     

预备立宪公会拟订商法活动述论

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派团体,人们对其在立宪请愿运动中的倡导和宣传作用比较熟悉,但对它发起拟订商法的活动却知之甚少。事实上,发起拟定商法是预备立宪公会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在宣统元年(1909)的年例大会上,会长郑孝胥说明该会“现办之事业有四宗”,除出版有关立宪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发行《预备立宪公会报》     

近代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萌芽 ——以清末行政审判院的筹设为中心

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司法独立形成一股潮流,司法权从传统行政权中分立以及对行政侵害加以救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杂糅的“官制改革”作为立宪之基,并拟定了“预备立宪”的计划。其中在行政救济方面,即筹设行政审判院,作为行政诉讼的机关。虽然旋即因为清廷覆灭而在清代始终未能实现,但是却出台了其组织法草案,且行政救济思想终究成为不可逆的现代思潮,成为民国平政院成立的先声,为近代中国行政救济的萌芽。因此,这一段筹设的经历,在行政救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末"预备立宪"新论

清末立宪,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末立宪存有许多不公正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主要从清末"预备立宪"的种种改革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来重新评价清末立宪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百年铁路梦

山雨欲来的不安感贯穿着晚清的最后十年。在革命思潮渐成气候、地方势力尾大难掉的困局之中,步履蹒跚的清王朝展开了看似生机勃勃的十年改革之路,大办新政、预备立宪、废除科举等举措也让王朝末世一度颇具中兴气象。"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言,清末最后十年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这是一部事与愿违的历史。     

国会期成会与1908年国会请愿

在1908年的国会请愿中,国会期成会是极为重要的一极。该会由预备立宪公会等四大立宪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以作为各省国会请愿的总机构。其出现,标志着海内外重要的立宪势力自清季预备立宪以来首次实现大规模的合作。尽管最后迫使清廷宣布九年预备立宪,但是他们的政治目标远未实现,同时也付出惨重的代价。通过厘清国会期成会的前因后果,大体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作为国会期成会组织者的预备立宪公会等四团体在此次国会请愿中扮演组织领导的角色,可惜由于这些团体容易遭到打击摧残,从而致使整个国会请愿迅速土崩瓦解,为后来的请愿者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     

“排满”革命与清末制度变革

清末的制度变革是在＂排满＂革命压力下启动和逐步展开的,虽然清政府顶住＂排满＂革命压力,加快立宪步伐,并以＂大民族＂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制度变革,但是＂排满＂革命使平＂满汉畛域＂逐渐形成了话语霸权,并进而对立宪改革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预备立宪＂所进行的制度变革不再是纯粹为促进宪政服务,而更多地成为平衡满汉权力的工具。合法性资源远远不足的满族＂少壮贵族＂在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终滑入＂路径依赖＂的轨道。     

老树上夭折的立宪新芽

这是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仿行宪政"。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上谕全文,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反响最热烈的还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     

试论辛亥滦州兵谏与立宪派之关系

同盟会建立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北方,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首都革命”而积极活动,1911年10月,清王朝在永平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史称“永平秋操”,打入新军的革命党人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秘密商定,借用秋操机会发动武装革命,一举消灭清禁卫军,攻占北京。可是在秋操的前一天夜里,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惊惶失措停止了秋操。派荫昌率参加秋操的部分军队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张绍曾拥军抗命,拒绝南下镇压起义,发动以逼迫清王朝实行立宪为旗号的兵谏,此次兵谏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革命行动,在兵谏期间与京津地区的立宪派有联系,本文对兵谏过程及其与立宪派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建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第一个上奏朝廷,荐举三年前被赶出京师的汉族重臣袁世凯,得到朝野附和。10月14日,一道“上谕”降临:令“退居”彰德的袁世凯“出山”,扑灭南方革命大火。可是,出于清王朝意料之外的是,袁世凯却被更大的磁场吸引住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许多革命党人,海外华侨、留学生、立宪党人等等,几乎异口同喊:只要袁世凯反正,赞成共和,推倒满清,就公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结果,出现了两组历史性的镜头:甲,袁世凯以革命不可收拾,人心向往共和为托辞,“恭请”六岁的宣统皇帝走下龙座,与皇族们一道,在拥有9999间半房子的紫禁城内,享受民国的“优待”与“保护”,过那小朝廷的生活。乙,孙中山恪守诺言,推诚相让,推举“熟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这一富有人情味的“革命”,致使中国社会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一个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20世纪初年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某些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一致性的特定内容。它的流行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从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联系方面,探讨它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一推翻清王朝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共同要求。推翻清王朝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同盟会的纲领之一,也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主要内容。反对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西欧无政府主义者据此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最近目标的工人运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欧无政府主义的信条,也没有仿效西欧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的“强权”就是清王朝的特权、君权。排“强权”就是排皇,就是推翻清王朝。因而,无政府主义以推翻清王朝为革命的起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们还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成员李石曾说:“社会革命必自倾复强权始,倾复强权必自倾复皇帝始。”因此,无政府主义以“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     

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变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在政治上进行变革，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此过程中，自晚清以降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固有的满汉矛盾不断加剧甚至激化，在辛亥革命前夕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延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孟森与《东方杂志》

我国著名明清史大师孟森在本世纪初曾热衷于宪政运动。他在主编《东方杂志》期间，大力改良刊物，宣传、参与立宪运动，批评清政府无立宪诚意，抨击疆臣朝臣对立宪敷衍应付，从而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行社会监督。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一词恐怕是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话语。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革命尤其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幻想中国一举而成为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国,但实际上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民国初年的强人暴政使得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也从崇拜革命转回到清末渐进改良的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