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心态”: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的视角转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如何构建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既有研究呈现出“治理共同体”与“社区共同体”两种思考路径。前者较多关注治理主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功能匹配,侧重分析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何以达成,主要体现了“结构—合作取向”的分析思路;后者则延续了有关社区本质属性探讨的悠久传统,聚焦社区特征与居民主体,着重从社区心理、精神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形成的问题,体现了“心理—团结取向”的分析思路。国外研究围绕社区意识、社区依恋等彼此含义交织的不同概念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脉络,也直接影响了国内相关研究,但有将作为整体的社区精神生活碎片化之嫌。在城市治理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接续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脉络,基于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探讨超越社区、扎根传统、更为隐秘且不可分割的居民“心态”样貌及其对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影响。借助“心态”视角的此类研究已经出现,但无论是对“心态”的深入理解,还是对不同城市、社区、群体的比较,均需深化与拓展。值得提出的是,特大城市因具有特殊的学理意涵与战略地位,对其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问题,尤其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天府文化与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

文化治理是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核心和有效手段。成都从西汉开始就是中国古代的"超大型"城市,本文通过把脉成都城市文化肌理,结合成都历史上作为超大型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上的文化治理经验,论析天府文化在成都超大型城市治理中体现的以"创新创造"为城市文化内核、以"优雅时尚"为城市文化认同、以"乐观包容"为城市文化表达、以"友善公益"为城市文化传承的文化逻辑,从而为超大型城市治理提供借鉴。     

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区治理历经多年的发展,如今社区治理面临单一科层制体制在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治理资源有效分配不足、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等难题,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区的公共性不足。公共性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支撑,纵向科层制与横向自组织之间的“嵌入式”合作治理模式应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模式选择,发挥参与社区治理的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扩大群众参与面,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价值内涵入手,以公共价值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剖析制约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效性实现的深层原因,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的功能、治理主体、利益主体、居民需求等呈现出多元趋势,导致原有的社会城市基层管理架构减效或失灵。在分析城市单一权力主体治理弊端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的分权机制,推行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化,组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自治机制。     

做好手“全周期管理” 打造韧性社区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政府惠民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重要环节。“全周期管理”思想倡导以“全周期管理”意识融合社区“小细胞”,激发“大活力”,形成社区治理强大合力,打造能够在面对灾害和风险时。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基于场景理论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提升路径

针对部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文化消费空间与文化消费观割裂、重建设轻运营、 生产生活消费分离等“新城市病”,以场景理论为分析工具, 系统梳理从设施到场景的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演化趋势,探讨城市文化消费空间的活力生成机制。研究认为,从便利设施、邻里结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观和多样化人群等场景要素及互动关系入手,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营造是个系统性工程,关乎到便利设施等物质要素的完善,也关乎社会网络关系、空间品牌等软性要素的支撑; 既要通过便利设施、邻里关系、多样化活动的组合来吸引消费人群,更要重视特定文化消费观及生活方式对多样化人群的集聚作用。研究还认为,要从空间投入和产出机制思路出发,推动消费设施与文化消费观联结,丰富空间形态与功能,重视空间经营,提升空间粘性,打造创意社群,积累创意网络资产,通过营造整体性消费场景来提升城市文化消费空间活力。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城市病”发生背景原因与治理研究

城市化快速发展不但形成了一大批城市群,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宗旨逐渐背离。文章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城市病"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重点提出预防"城市病"发生的治理对策,主要包括对城市科学规划设计、增加步行空间、建设社区空间、增加绿地面积、保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城市生物多样性等建议,多途径共同治理"城市病",藉此增强城市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机理、问题与路径

元宇宙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基础、虚实相融的空间形态、独特的信息存储方式等优势，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按照“技术赋能—需求驱动—治理重构”的思路，元宇宙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拓展城市治理边界、依托扩展现实技术创新城市治理理念、依托区块链技术丰富城市治理工具、依托数字模拟与推演技术重塑城市治理流程，形成“发现问题—即时反馈—模拟仿真—趋势预测—决策制定”的智能城市治理路径，从而促使元宇宙城市治理具备主体协同化、过程全周期化、机构扁平化等创新特征。然而，在元宇宙赋能城市治理进程中，仍然存在数字安全与隐私难以保障、政府机构利益易受侵蚀、产品内容监管压力增大以及社会不平等加深等方面的隐忧。为此，中国未来城市治理应继续沿着智能、精准与便利的演变思想，在紧急问题应对、生态环境治理、旅游秩序整治、城市空间规划、智慧政府建设等更多应用场景中实现突破，同时从元宇宙技术研发、制度创新、内容监管、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加强元宇宙理念与城市治理的相互契合度，以更好地提升我国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与现代化能力。     

城市社区的三重性及其危机:兼论建构何种社区治理秩序

社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地域性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都市社会运动的兴起,城市社区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以外,一方面被建构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被赋予治理单元、市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共同体的三重性。在城市社会加速转型的当前,城市社区的发展呈现深度危机,其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挑战,市民空间发育遭遇瓶颈,日常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阙如。城市社区治理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向社区持续渗透的背景下,以社区为平台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关系的有序建构,进而打造一种立体化的治理网络。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化的理论再探索

面对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概念的出现及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不断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社区治理方式提出挑战。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管理、需求、供给等方面因未及时关注智慧集成技术的新变化,导致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质量堪忧。作为公共服务智慧化应用的承载者,城市社区为其提供广泛开展的现实场域,借助服务的“智能化”、社区居民的“智慧化”创新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精准获取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从而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善治善为。     

再论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与中国借鉴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新加坡是全球著名的"花园城市",其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在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住房制度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为借鉴,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更新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城市治理信息化、法治化、社会化,重视公众参与,重视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社区建设,关注公共住房制度改革。     

论城市社区在艾滋病预防中的功能作用

城市社区是一种具有多功能的社会实体,它在抗击艾滋病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社区整合功能的发挥可以有效整合社区的文化、规范和组织系统,挖掘社区潜在的“防艾”资源;社区管理功能的发挥可以从行政干预、政策建立和计划制定等方面,保证“防艾”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区导向功能的发挥则可对居民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导向,从而增强居民抗击艾滋病的自律性。     

新文创语境下“城市礼物”生态建构的中国经验及中国范式

“城市礼物”作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比较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典范性“城市礼物”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基于产业化运营思路,我国“城市礼物”实践形成了从运作模式、遴选机制、设计制作、品牌推广到营销渠道的完整锻造链条,从而为全球“城市礼物”的发展贡献出独特的中国经验：以有效激活城市文化资源为导向,以城市设计竞争力为依托,以组织引导力为推手,以产业孵化力为支撑,以营销推广力作保障,在供给端、组织端、产业端、消费端等不同端口发力,协同式互动创生“城市礼物”品牌。针对我国“城市礼物”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构成主体、运营主体和消费主体不明晰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则需借助新文创的创新思维和商业模式来加以创造性突破。在此过程中,建构以城市IP为核心的“城市礼物”生态体系,并确保其健康有序运行是关键所在;需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链接文化主体、智创文化产品、搭建立体渠道的“四轮驱动”持续为“城市礼物”发展赋能。惟此,方能实现从“中国经验”到“中国范式”的新跨越,为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礼物”实践提供极具启发性和重要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社区的政治文化建构作为社区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的相对滞后、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心理、责权利的分离以及“社区人“意识的淡薄,是阻碍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构的主要因素。只有从中国政治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积极培育新型公民文化,改进政治社会化方式,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等,才是正确建构城市社区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