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韧性与包容：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下，下好乡村振兴全盘棋的重要抉择，韧性与包容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既必要又可行。共同富裕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治理韧性；集聚包容性治理主体合力，增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韧性；坚持内容包容与过程包容兼顾，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效能；实现治理工具韧性与包容互嵌，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动力。     

“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在此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意义重大。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的贫困治理现状及党中央的战略规划和决策部署,从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乡村治理和民生改善五个维度构建了“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包括“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拓展以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理论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统一于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促进农民增收是二者衔接的基点。在实践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可分成“巩固”和“拓展”两个阶段,应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五位一体”机制：在乡村产业发展维度,做好产业扶贫政策同“产业兴旺”目标衔接;在乡村生态文明维度,做好易地搬迁生态修复、生态扶贫政策同“生态宜居”目标衔接;在乡村精神文明维度,做好扶智扶志政策同“乡风文明”目标衔接;在乡村社会治理维度,做好驻村帮扶政策同“治理有效”目标衔接;在乡村民生保障维度,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同“生活富裕”目标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村落共同体、基层市场共同体与基层生产共同体——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 ,日本学者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了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后来 ,在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本文将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 ;并对乡村工业化导致的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单元———基层生产共同体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对基层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特征以及对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创新性传承与滇藏川交接地乡村反贫困优化路径

研究表明,立足于民族村寨的特色经济发展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为表征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发展,既是民族乡村特色经济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和谐互动发展的重要纽带。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主体性与连接性：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县级融媒体的角色定位、关联逻辑及行动方式,是其参与乡村治理时必须厘清的核心问题。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属于“服务型参与”,它不仅是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还是动员和组织其他主体结成治理共同体的特殊主体;连接县域内一切要素的超越媒体属性使得县级融媒体具备了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能力。县级融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包括：融媒体+信息服务,建设乡村“数据库”和智能化乡村治理系统;融媒体+政务服务,重建基层,搭建多元主体“公共话语场”;融媒体+商务服务,实现乡村与市场高效对接,拓展乡村振兴的行动空间;融媒体+生活服务,增加县级融媒体的用户黏性,增强乡村居民的地方认同。     

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重塑：基于“价值-制度-角色”三维框架的分析

强化责任并建立一个责任政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处理农业农村问题的总纲领,厘清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意义重大。既有的学术研究,缺乏将乡村振兴中的政府责任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价值－制度－角色”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乡村振兴中的政府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新结构和新问题,认为依托“价值－制度－角色”三维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中政府履责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引导异化、制度权威弱化和基层政府自利人角色困境的三重桎梏,阻碍了乡村振兴中政府责任的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政府应该加快价值理念重构、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权威重塑,实现自身角色重构和责任回归,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理想形态。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内外兼具”：乡村智慧治理伦理风险及长效机制建构研究

实施乡村智慧治理既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审视,乡村智慧治理在优化乡村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泛化与主体价值冲突、技术主导与主体权益冲突、技术开发与社会公正冲突等诸多伦理风险与挑战。因此,从乡村智慧治理的伦理自觉和技术自洽的长效机制建构来看：首先,乡村智慧治理“内”要以“善治”的核心价值理性构建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乡村智慧治理“外”要以“善智”的技术理性打造其治理工具与技术的创新;最后,从主体结构、权责划分、战略理念的维度构建“内外兼具”相互衔接的乡村智慧治理框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治理现代化。     

东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东北地区在“后扶贫时代”下,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尤为迫切。目前,东北地区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风险,包括乡村产业发展风险、环境治理风险、文化滞后风险、基层治理风险、乡村返贫风险等方面。应从加强农村经营体系创新、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加强文化创新提升农民素质、夯实农村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关注返贫问题五个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振兴带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