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过程中的矛盾与法治对策

在行政过程中存在的行政权与公民权、公正与效率、公开与保密、权力与规则、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有矛盾冲突。要调适这些矛盾冲突的法治对策是由控权实现平衡;由程序兼顾效率与公正;由公开保障民主与安全;变统治为治理,化管理为服务,实现权力定位准确;立足国内,走向国际;从制度与技术两方面着手,不断接近法治行政。     

论必须从权力来源上控制行政权

我国行政权存在行政职权范围过宽和行政超越职权两大问题,这就要求对权力实施控制。尽管实践中已有控权方法,但不能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因此,文章在对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权力来源上控制行政权的方法,即从法律授权上控制行政权。该方法一方面能从横向上与权利控权、权力控权模式相互补充,另一方面从纵向上与监督行政、救济行政形成完整控权体系,有效弥补现有控权方法的不足。同时,该控权方法有助于实现行政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高效化,对于行政管理活动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调节权与国家垄断的关系

国家调节权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权的新型国家权力,其根源于权衡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国家垄断作为一种合法的行政垄断形式,也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依法实施的行为.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还鲜有相关的分析,故笔者试图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来研究国家调节权和国家垄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公共利益四种界说的思考辨析

＂公共利益＂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误用、滥用的概念,对法哲学上现存的四种界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的思考辨析表明,单纯研究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思维的误区,应当实现从＂概念导向＂到＂操作机制＂的重大转移：从单一判断标准,转向多重组合标准;从聚焦公共利益的概念,转向重视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从聚焦公共利益的判断,转向重视公共利益代表机制和保护机制的建设。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消解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试论“控权失灵”的成因及对策

构建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解决"控权失灵"问题。"控权失灵"的原因在于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内部人控制",解决的对策是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正人控权"模式,"管权管事管人",不仅挤压腐败空间,而且挤出腐败收益,从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从而有效治理权力滥用。     

《物权法》视野下的行政权

我国2007年3月出台的《物权法》条文中蕴涵了大量的行政权条款,展现出物权和行政权的多重复杂关系。通过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私法公法化的现实基础,以及以公共利益为着眼点的介入基础,来全面剖析物权与行政权的具体关系模式,即物权的自由属性和行政他律,后着重针对这二者在方法论上的悖论,引出物权与行政权之间理想状态下的关系：一方面,行政权对物权的保护是基础;另一方面,行政权对物权的规制也要＂合法＂及＂合理＂。     

宪政体制下的刑事诉讼:权利维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首要任务。刑罚权既是权力又是义务,二者的同一指向是权利。权利占据法学理论的中心,权利语言可以左右利益合法的主要规定性。从权利的脆弱性,侵害权力的扩张性以及二者矛盾的内在性和尖锐性,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更能反映一国法治程序的全貌。因此,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实现宪政,构建刑事法治程序,必须正确认知刑罚权的权利保障属性,使刑罚权的行使最终归于权利规则之内。     

论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决定除通过法律配置地方行政权力外,还需要建立地方行政权配置的动态机制.省级政府的地位及管辖范围决定其是地方行政权配置的恰当主体,承担地方行政权纵向与横向配置的职能.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权力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省级政府只能配置法律授予地方政府的行政权,服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行政权的配置行为,不得配置被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并尊重市、县政府对行政权的配置.     

论权力的规范运作与法治化

我国的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能够做到依法行使的，但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权力运作障碍依然存在，表现为行政权运作失范，司法权运作失衡，监督权运作不力，领导权运作不当。要克服权力运作中的这些障碍，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依法授权，依法治权，从而切实理顺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关系，防止权力滥用，真正实现依法行使权力     

人权视野下的国家教育权理论探析!

国家教育权作为一个教育法学概念,指的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国民教育进行合理统治、发展与管理的公权力。它以公民自然权利为合法性基础,宪法与教育法是它的直接性权源。在尊重人权与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下,国家教育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须在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合理分配,形成权力、权利与伦理等多种力量综合作用下的多元制衡机制,并从主体、内容、程序、监督等多方面逐步实现权力行使制度的全方位优化。     

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伦理正当性——基于微观权力运作的视角

教师惩戒权作为微观权力,在运作时会由于价值误判和操作失当以及权力过度使用而导致学生权益受损。因此,有必要明确权力运作的正当规限,使权力运作实现合人性、合教育性、合道德性及合法性的多元价值统一。基于学生权利与自由意志优先的价值排序、行使权力的目的之善与结果之恶的价值悖论以及秩序与自由的价值冲突等方面的考量,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应注重以下方面：界定学生违纪行为必须准确,制定惩戒规则应尊重学生知情权,选择运用惩戒手段要适当,遵循惩戒程序正当性原则,准确把握惩戒的道德边界、法律边界,做到惩戒合情、合理、合法,从而实现身体规训之外在价值与精神成长之内在价值的统一。     

行政权自我规范下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研究

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是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行政权力的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将行政执法风险防范的视角从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转向行政权力运行的内部环境。从行政权自我规范的视角防范行政风险,首先要加快行政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其次要创新行政执法形式,摆脱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格局,还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内部责任机制,加强对行政权违法行使的监督力度。只有将预防和规范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将行政权自我规范的优势凸现出来。     

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现代行政权的重要内容,是19世纪以来政府职能从理念上发生根本性转变和行政权扩张的重要结果.行政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对其进行控制的必要性.要合理控权首先要加强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控制,其次是要加强司法控制.再次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控制.     

论社会团体权力的生成——以消费者协会与行业协会为例

目前法学界对社会团体权力类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就经济法学界而言,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职能与行业协会的价格协调职能作为权力的运行样态蕴含了社会团体权力的生成机理。根据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团体成员的权利让渡于社会团体后之所以会转变为权力,其依据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第三部门的自愿失灵所导致的合法性不足构成了社会团体权力生成的障碍。因而,社会团体信息权与协调权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团体"慈善不足"与"独立不足"的克服。     

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经济法律规范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涵模糊不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混为一谈。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经济法不可能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定式的界定。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权利和控制权力滥用。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法只要秉承经济宪政的理念,明确经济法维权与控权的目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维护和促进其发展与实现,这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论监狱劳动管理行为的性质

单纯的组织标准或者权力性质标准在认定职权行为性质的时候都存在问题，因此在分析监狱的职权行为性质时应结合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从我国的政策以及监狱行使权力的性质来看，监狱应当是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混合体，同时拥有行政权与司法权。判断监狱的行为性质的关键是该机关在行使什么权办。监狱时罪犯的劳动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具有行政权所具有的执法性、主动性，不具有最终性的特性。     

行政公务员权利与救济的行政法哲学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显性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及权力的效用。因此,＂一体两权＂,权利与救济是两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和权力内、外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并最终决定和制约其相应的机制形成和运作,而权利的内外构造的完整与圆满及良性均衡互动是其关键所在。     

论行政法规范化权力清单的构建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房屋拆迁与社会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私人房屋所有权进行干涉的行为.世界各国对房屋拆迁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的目的性条件为"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符合公共利益,拆迁行为才合法.由于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的目的性条件规定不明确,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政府滥用拆迁权,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应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目的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