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进路

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全体国民基于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宪法法律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深入分析法治对增进“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梳理总结从法治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探寻更为科学完善的法治进路,服务于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档案与共同体记忆建构

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特征联结而成的人类群体，它可为个体提供身份感、安全感及意义感，也可促进社会秩序的维系与社会整合。共同体的形成需植根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享记忆。共同体档案是共同体的过去媒介化后的记忆文本，因而是共同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档案参与共同体记忆建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包括档案的形成、捕获、组织、展演与聚合五个维度。共同体成员形成的记录需被捕获并被纳入共同体框架，经组织形成共同体档案，通过对共同体档案信息的挖掘、情感的传递，形成共同体档案叙事，并实现共同体过去在共同体内部的共享，从而建构起共同体记忆。不同共同体的档案也可相互聚合形成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档案，通过对这些档案的展演，也可建构起更大范围乃至人类共同体记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的反思

法律职业共同体本质上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中国当下语境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法律人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进路给出一些新的诠释.     

共命运，同理想——论《漫评人生》中的精神共同体架构

西班牙作家巴塔萨尔·格拉西安在《漫评人生》中构建了一个他理想中的“精神共同体”。他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论证了个体有共同的命运,继而从人类个体要成为完人、群体要共同对抗邪恶、追求永恒提出群体有共同的追求,最后再倡导为维持精神共同体的稳定,同一国家内的所有民众以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之间都应当遵循共同的原则。国家内的原则由倡导美德的教会、一心为民的主权者以及起社会表率作用的民众共同制定,而国家间则应当遵循和平共处、公平公正以及相互尊重的原则。尽管这套从个体、群体以及国家三个层面构建的“精神共同体”思想并不完美,但对今天事实上越来越共同体化的人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现代公共性概念立足点的缺陷及重构

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公共性离不开共同体与理性,通过三者的演进史考察发现公共性、共同体、理性有三种形态：古代客体理性及其关联的群体-观念共同体与权威公共性;近代主体理性及其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与权利公共性;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关系理性及其互助-解放共同体与发展公共性。三种形态的演进逻辑分两个阶段：一是实体主义原则下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变,此时,理性相对于共同体和公共性具有基础地位;二是从实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演变,此时,理性、共同体和公共性更体现了相互建构性。关系主义赋予理性、共同体、公共性的互构性,也将重构公共性的立足点。实体主义的权利公共性是关注财产所有,以“私”为立足点;发展公共性是关系取向的、关注共享,没有实体之基点,要寻找基点也只能是个人自主性。发展公共性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团结机制,值得认真研究。     

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共同体思想

“劳动”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始终是一条主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继而将异化劳动概括为四个方面,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最终揭示出作为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的解放的哲学主题,凸显了以“劳动”为核心的共同体思想以及鲜明的实践哲学的思想特征。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共同体中对象性关系的再造。共同体之中的个体通过相互承认的劳动确立了对象性关系,在马克思构建的劳动共同体中,劳动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人与人从相互承认提升到相互成就的共同体的高级形态的塑造过程。     

法治建设论纲(下)

社会主义法治研究究竟如何建设，还应研究：法治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抵柱作用，从行政性到职业自治的转型，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主要包括西方法治大众法律文化化的启示，中国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的沉思，中国大众法律文化转型的条件和标准；基本法治目标的实现，主要包括政治法治化、行政法治化、经济法治化和社会法治化，以及特殊形态“一国两制”的法治实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法治、司法改革与法律共同体

法治是法律之治,法律之治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没有完善的司法就没有良好的法治。司法活动的主体实际上是法律共同体,司法改革成功与否,关键看是否能够建构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并使之成为司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国情决定法律共同体建构的中坚力量是法学家,司法改革应使法学家阶层成为法治的中心。司法改革为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生存悖论与伦理选择——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多重共同体

多丽丝·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构建了多重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通过不同的空间进行表征:艾米莉的原生家庭、墙背后变化无常的房间、现代城市解体中的“杰拉尔德之家”。运用共同体理论与文学理论阐释三重共同体，是解析多丽丝·莱辛对共同体危机与现代文明灾难间的深刻反思。小说结尾暗示理想的共同体是个体实现自我超越后的人与自然、生物的道德共同体，这也体现了莱辛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共同体生存形态的伦理选择。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与路径研究——以新疆为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强盛的根基、民族团结和睦的本源、民族精神凝聚的动力源。它体现了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即知晓国情、维护统一、政治法治、团结奋斗、携手发展、共建共享。在新疆,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和谐共生、共御外辱、家国同构、共建新疆,淬炼了强烈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这种相互认同、相互吸引、相互亲和的强大民族凝聚力和黏合力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维系、结合、构建、提升、延续具有重要的功能性意义。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必须从"大局"和"大势"着眼,坚持团结稳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依法治疆、文化润疆,在新疆铸牢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缺失与应对策略

法律职业伦理是构建一个高度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核心。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历史传统、外部司法环境及法律职业者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在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普遍滞后。重塑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应着力从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提升法律职业门槛、树立法律职业道德、落实法律职业监督等方面展开实效应对。     

论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使个人权利与共同体之善的关系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杜威提出并论证了民主共同体概念,认为民主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理想形式,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中,得到共享的经验是人类最大的利益。民主共同体为个人的生活提供了群体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共同体的存在又依赖于个人的参与。民主主义教育为民主共同体的持续存在提供了重要保证。可以说,杜威的民主共同体思想对解决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对当今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话语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向度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中长期忽视了话语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所需与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优势是构建话语共同体的驱动力。话语共同体以语言文字共同体为基础，社会结构交融为前提，共同的话语体系为核心而逐步形成。面对法律保障缺失、民族交流困难等现状，构建中华民族话语共同体要从六个方面着手：将构建话语共同体纳入法治轨道以实现法治保障；广泛传播中华文化以增强文化认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推动各民族话语融通以形成精神核心；落实媒介化统战以汇聚民族力量；建设学术话语体系以提供理论支撑。     

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政策路径与启示

社会政策不仅旨在追求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且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社会政策也有鲜明的伦理属性,且二者具有伦理同构性,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而社会政策同样具有长期性、持续性、日常性的特点,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进行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社会政策通过制度化个体之间互助的伦理关系、强化民族共同体的伦理内涵、重申并落实共同的价值观而建设民族共同体,这揭示了社会政策路径下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行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突出强调的背景下,通过论证社会政策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给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带来启示意义。     

《眩晕先生》中的生成政治与 多民族共同体构建

保罗·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构建了相互信任、相互融合、彼此支持、友爱共存的多民族共同体,这对当今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现实矛盾具有启示作用和批判意义。奥斯特通过书写白人、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四个不同种族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生成少数以及生成族群的过程,以此来表达对少数政治权力的关注和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期冀。     

欧洲法院与欧盟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一般法律原则成为欧盟法渊源应归功于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作为欧洲联盟的司法机关,欧洲法院大胆将一般法律原则引入欧洲联盟司法制度,并以此弥补欧洲联盟立法空隙。在欧洲法院的判例中,一般法律原则虽然渊源于成员国国内法律制度,但经欧洲法院之筛选和重塑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共同体一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