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乡村城市化道路——以昌都市JK村为例

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因素、文化传统而与内地的乡村城市化模式不同,其乡村城市化是在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推动下逐渐进行的.在其乡村城市化过程中,村庄处于一种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期,其既没有进入都市化的状态,也不再是传统的较为封闭的状态.文章回顾了内地乡村城市化研究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西藏乡村城市化的特殊之处,最后通过实地调查一个乡村的转型来具体展现目前都市化过程中村庄所处状态.     

生态合作社:西藏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聂拉木县C村的实地调查,对该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路径,即“生态合作社”模式进行了分析。经田野调查发现,该模式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乡村振兴的范畴内,建立“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项目扶持地方生态保护、垃圾分类换物激励模式、生态燃料加工、农产品加工等具体途径,让当地老百姓有机会入股“生态合作社”并获得年底分红。C村“党组织+合作社+农牧户”的富民模式,不仅给C村的村民带来了实际上的经济收入,还为巩固西藏偏远地区的脱贫攻坚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经验。     

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研究

西藏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培养乡村管理人才、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实施产业发展、营造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全面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前提;推动产业发展是西藏乡村振兴法治的物质基础;创新乡村组织自治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源泉;确保生态环境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重点;营造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氛围;构建三维互动新机制是实施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功效。在具体实施中,要因地制宜、人才为本、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法与乡规民约自治相融合,是西藏乡村振兴的法治发展方向。加强法治保障,全面推进多种主体积极参与、多种因素综合提升,实现共享共生共治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精细化治理研究——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为例

当前,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利益与价值取向不断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精细化的要求。西藏乡村社会精细化治理的网格化推进中,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初步建成,取得了不少实效,但仍存在治理人员能力不足、联户机制不完善、信息技术程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应充分发挥精细化治理机制的有益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矛盾治理精细化立场,通过网格化治理模式完善西藏乡村社会治理全覆盖、社会服务零距离、村民诉求全响应、法律保障全面化的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优化网格化治理的顶层设计,注重网格化管理人员及联户代表的多方培育,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的激励、监督、评价机制。     

西藏乡村经济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西藏乡村经济在西藏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推动西藏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全面建设西藏新农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文章以当前西藏乡村经济的环境和现状为立足点,着重研究西藏乡村经济结构转型的目标与基本路径,提出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藏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建议。     

西藏乡村城市化分析——兼论麦基的亚洲城市化模式（Desakota）

该文是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5次(1991、1993、1996、2001、2003年)在西藏城乡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从西藏与内地沿海城市化的特殊性着手,研究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gee)的Desakota模式在中国不同地域的适应性,并试图对这一亚洲城市化模式进行补充。     

农牧民增收与西藏反贫困攻坚的基础：乡村建设

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究其根源 ,自然地理所导致的发展环境约束是最基础的原因。因此 ,尽管 5 0年来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但西藏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仍十分薄弱 ,乡村呈现出整体的相对贫困状态。本文认为西藏农牧民增收与反贫困攻坚的基础 ,归根到底就是乡村建设。西藏的贫困现象是一种综合性状态 ,对西藏贫困现象的治理也必须有一种综合、整体的系统思想。乡村建设正是从乡村农牧民的生存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和行为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从基础性和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扶贫行动和扶贫资源的配置 ,把扶贫行动与乡村社区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 ,体现新阶段反贫困的深化和系统化 ,使西藏 2 1世纪的扶贫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论西藏乡村社会的疾病观及村民的求医行为——以西藏南木林县艾玛乡牛村为例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与科学预防和治疗疾病观念的传播可以说是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福祉。人类学认为,看似简单的对疾病原因的解释和不同的就医行为,其背后是一整套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观念。所以,建医院易,改变观念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如何与根深蒂固的传统疾病观和就医观相结合,从而真正改善民众的健康状况,是目前西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本文作者先后两次赴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当地村民们的疾病观及就医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调查显示,在当地村民看来,现代化医疗体系与传统的疾病治疗方法并不相互抵牾、彼此冲突,可以同时采用,相互补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现代化,村民们并不总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而是自有一套主动应对的智慧。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探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政治思想基础,乡村全面振兴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现路径和载体,二者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中。西藏的特殊区情决定了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紧迫性,并需要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乡村振兴的主要工作中全面加强。     

西藏农村的新变化--以帕拉庄园所在村庄的调查为例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根据1995年的班觉伦布村逐户问卷调查,在本刊发表了<西藏农民半个世纪生活的定量分析>.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笔者根据2004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材料,用具体生动的数据,从生活水平、教育和职业分布、婚姻形态、家庭模式、对下一代培养等五个方面,再次报告西藏农村的新变化.     

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对于西藏农区五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宗教权威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农村的宗教权威再度成为影响村庄政治的重要力量,但由于他们多不具有沟通政府、拓展市场、寻求资源等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中的影响受到制度性的限制。本文还对西藏农区五村中各类宗教权威及其公共服务活动做了描述,认为宗教权威的活动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求,对普遍信教的村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权威的公共服务活动有助于创造村庄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强化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从而对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一种“文化支持”,有利于村民福利的改善。     

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是客家研究中一个重要而饶有兴趣的问题,但迄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纷争处理的几种形式、程序及其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反映出,其社会管理主要依靠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基层自治,宗族领袖、地方精英在村落社区事务中发挥着组织、协调的作用,体现了村落社区内部高度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社会控制还存在着部落社会的种种痕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社会文化中的非汉族因素及其法律发展的文化背景.     

文化民族主义的困境与出路--一个社会文化的观点

一、引　言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实际发生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 ,当然有其研究的价值。但是 ,一般在应用、研究时 ,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论概念 ,就是将其直接认作社会现象 ,以致忽略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化民族主义在实践、研究上所遭遇的困境 ,主要即肇因于此一忽略。本文拟就现代社会文化变迁之观点 ,指出其所以遭遇困境的原因 ,并藉助对现代化社会文化变迁有所批判、质疑的当代研究———后现代观点 ,为其困境指出可能之出路。二、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依据我们当前对民族的认知加以回溯 ,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固然甚为久远 ,但…     

现代化进程中的藏语文信息处理

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藏语文信息处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藏文软件如藏文文字处理及激光编辑排版印刷系统等,得以开发、利用。21世纪后,信息产业部把统一制定藏文编码标准工作放在首位,组织力量联合攻关,同时藏文网站也相继开通使用。这些都推动着藏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     

评《走出香巴拉--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研究》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已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而面对地广人稀的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是否是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出版的《走出香巴拉——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研究》一书即通过对西藏“一江两河”流域乡村城镇化的研究,探讨、并回答了这一问题。对这一     

审美人类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现状与出路

审美人类学是美学与人类学跨学科整合的一门新型的复合性交叉学科.它对美学与人类学各自的发展是极有价值的.虽然它是现代性学科分化的结果,带有现代学科的特征,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审美人类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解构西方现代美学传统的另一种美学形态.审美人类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取得明显的成就,同时还应当在理论建构、资源整合、研究意识与研究方式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推进中国审美人类学的建设.     

族群认同视阈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以白马藏人祭神仪式为例

本文以在甘肃省文县、四川省九寨沟县和平武县的白马藏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白马藏人民间山神信仰及三个村寨的傩舞祭神仪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研究发现,白马藏人的民间信仰是其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族群边界是群体的一种主观建构,其策略是强化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差异,消弭族群内部的文化差异。这种主观建构的事例说明,群体边界是变动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西藏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西藏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显著特征,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问题。文章对西藏城市化进程中的特点及其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并提出了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民族问题的一些对策。     

西藏城乡差距变化的收入来源构成及对策研究

文章研究了西藏城乡差距的变化过程以及收入来源构成,进而提出治理西藏城乡差距的政策重点。通过对1978—2008年的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首先,1978—2008年间,尽管农牧民的收入在持续增长,但是西藏城乡差距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波动较大,先后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其次,2002—2008年间,各个收入来源因素不仅对同期城乡差距,而且对跨时期城乡差距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也有所差别。最后,依据各收入来源因素对城乡差距变化的不同影响,指出未来缩小城乡差距的治理重点是:提高农牧业产量、统筹城乡劳动与就业、合理分配国家与地方提供的转移性收入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