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之“通变”论

“通变”语出《文心雕龙》,是刘勰以《易》之发展思想为指导研究文学发展规律的概念,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论在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上研究的最高成果。中国古代文论“通变”论由产生、发展,而至成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艰难而卓绝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和观察“通变”论的发展及得失,对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艺思想,深入探索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王忠良祁海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上有极大影响,古代文论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都与“气”有关,其中的“文气”论、“养气”论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气”又是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     

试谈禅宗对古代文论之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文艺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论著与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大相径庭。前者即使是在理论性著作中也往往充满了意象、模糊;后者则充满了思辨的色彩、清晰的言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只用社会学的观点就能解释通的,它除了和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有关外,关系最大的是哲学思想。可以说:中国的佛教哲学—禅宗,就是使中国古代文论形成自己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艺术构思、艺术表达、艺术鉴赏理论上都有充分体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江山之助”

地理环境、生态景观对文学艺术的制约和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艺家、批评家经常讨论的课题之一。“江山之助”便是古人对自然与人、文关系深入思考的理论结晶。 作为一个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江山之助”一语由刘勰铸成,《文心雕龙·物色》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自此以后,历代文论、诗论、词论、曲论、乐论、画论等等,对     

中国古代文论之“厦”——《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评介

<正> 哦,这是一座多么宏伟壮观的大厦!读过《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贾文昭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类编》)这种感觉就油然而生。《类编》的编者不仅是辛勤的工匠,耐数番寒暑,从卷帙浩繁的经籍注疏、书目提要、碑文别传中探奥勾玄,摄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而且更象独具匠心的建筑师,构建了一座浑然一体、巧夺天     

古代文论范畴“脉”之衍生模式探析

文论范畴脉的引入和衍生与中医学、堪舆学的脉络理论密切相关,其文化内涵与文学本质规律相契合,成为脉论衍生的前提。古人在对文学创作、鉴赏进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逐渐把握文学本质规律,这是脉论产生的内因,而古人比类取象的思维模式是其外因。脉生发出诸多派生范畴,其中气脉、血脉等从其他领域引入,语脉、句脉等由自身生发而来。它们的内涵延伸到文学作品的内在气韵的融通,意义、事理的连贯,以及字句的勾连等多个层面,体现出其描述对象的丰富性,蕴含了古人的文学创作观念。文论话语的经验性和随意性使得范畴边界模糊,但每个派生范畴都具有各自的意义偏向,这反映出范畴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探究脉论衍生模式的重要因素。     

古代文论的弹丸之喻

The projectile metaphor is a classical analogy in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Arou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circle and rotation, it integrates with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It has gradually enriched its meaning in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 and has derived many forms, such as the release of bullets and the round in the plate. It realizes its critical function through intertextuality and terms forming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从古代文论的“气感说”看文艺的生命激活

"气感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它从天人一体、互相感应的角度去看待文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界的亲和与感应中去吸取文艺的生命精神。"气感说"是从中华古老的原始思维中生发出来的,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今天也不乏其启迪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之美

中国古典美学以“和”为美的实质是以“中和”为美。蕴含诸多文化意蕴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根本精神,是古代中国人生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最高理想,其内在特征是刚柔相济,外在表现是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理想和追求渗透着古代社会对人的、道德伦理的、社会政治的理想,是“天人合一”的至美。     

中国古代文论的至诚之美

"诚"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伦理、哲学和审美范畴,它是天道与人道沟通的纽带,是天人合一的本然状态和心灵交融的最高境界。中国古典美学以诚为美的实质就是以至诚为美,就是追求自由之源、自然之真、本然之善和中和之美。揭橥至诚的审美理路,厘清其文论流变规律,研究至诚之美的丰富文化内涵,不失为当下文论建设的应有之义。     

古代文论中的“含蓄”概念浅议

“含蓄”,历来是我国文艺理论家特别是诗论家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艺术概念,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我国古代文艺作品,无论诗词曲赋还是书画都十分讲究“含蓄”.但是,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各家论述“含蓄”这一艺术概念时,其内涵及外延都不尽一致,以至当代文艺界对“含蓄”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尽相同,甚至因严重分歧而引起争论.因此,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含义对于当代艺术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含蓄”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韩愈《题炭谷祠堂》诗:“森沈固含蓄,本以储阴奸.”原意是包容、隐藏的意思.将“含蓄”一词直接运用于艺术论中则始于唐代司空图的《诗     

论古代文论中的“生命”观

本文认为,生命化文学观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民族特色之一。“生命”观的内涵体现于创作、作品、欣赏等方面,它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需要,文学作品中作家生命的结晶,具有人的生命体特征和使人观照生命的功能。“生命”观的生成以古代文学为直接条件,又受古代艺术、哲学、相术、人物品鉴、养生学、中医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生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活法”论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活法论,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宋代为发轫和展开期,元代为承传期,明代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文论活法论的发展历程,鲜明地呈现出承传阐说和对法度之论不断消解的特征.本文拟就此问题试之.     

古代文论中“文气说”辨识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文气说”以“气”论文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本文论述了“气”从哲学范畴到文论范畴的演变，并从创作主体、创作功能和创作风格三个方面对“文气说”细加辨析。     

“征古”文化与古代文论

宗法社会以“人”为本位,“人”是在历史中流动的,宗法制规定,与祖先血缘关系愈近的地位就愈尊,于是,尊祖敬宗,祖宗崇拜,就成为宗法文化的又一组成部分。“祖宗”一词,今人理解为一个概念,在古代,它是分开言的。“祖”是祖先,“宗”是宗子,宗法制规定,唯有宗子有权继承祖先的位置,所以“尊祖”就要“敬宗”,“敬宗”就是“尊祖”,正如《礼记·大传》所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尊祖,可以说是一切血亲社会共有的现象,而敬宗则是宗法社会才有的产物。由于在世的宗子是祖先的代表,逝去的宗子又     

新世纪之初古代文论研究的思考

本文总结２０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注重基础文献和不断追求理论进步的两大传统;探讨传统文论发展在２０世纪里“再生”模式的衰竭和“嫁接”模式的生新,把２０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纳入到中国文论自古至今的发展流程中去,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思考了传统文论的转换和“再生”动力的激活。     

古代文论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代文论中的意义

在古代文论中,“和谐”思想对于范畴的生成、命题的提出及基本原理的创构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古代文论生成发展所遵循的一个重要规律。当代文论的范畴、命题及基本原理与“和谐”规律亦密切相关,“和谐”也是建构当代文论所应遵循的重要规律,此规律有助于避免当代文论“失语症”等问题的出现,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由“交往理性”看中国古代文论

当前,中国古代文论正在进行现代转换,而且大有举步维艰之势。根据德国哲学家J.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并结合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一次思考,或许可以找到新的研究图景。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