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诗无定鹄——宋代诗学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在"经学变古时代"的大气候中,受疑古思潮的激发和禅学思想的渗透,宋代诗学解释多元论开始在诗话中活跃起来。可以说,宋代是"《诗》无达诂"经学解释话语成功转化为"诗无达诂"文学解释理念的演变期,是"诗无达诂"多元解释思想的全面践行期,与前代相比,当然也是形成诸多与"诗无达诂"相类的多元理解话语的丰产期。对这些多元解释思想和话语进行举要,有利于呈现宋代诗学解释学与宋代经学解释学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时代特征,当然也有利于进一步揭橥中国诗学解释学多元理解与阐释向度的构成与发展。     

《禅林宝训》禅修思想述评

编纂于南宋的丛林宝典《禅林宝训》,在禅修之道方面 ,不仅继承了传统佛教止观定慧及惠能禅宗无心、无念的禅修方法 ,而且依据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挑战 ,提出了“以道德正心”的修心法门 ,突出了道德伦理在禅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禅林宝训》这种儒学化、伦理化的禅修思想 ,不仅适应了宋代儒学复兴的时代潮流 ,也是中国禅宗心性化之后的理论必然趋势 ,更是为了扶救宋代丛林戒律不持、道德不修之末法禅弊。     

宋代“三教合流”视阈下的祈雨信俗——以“画龙祈雨”与“以身祈雨”为重心

宋朝政府在借用僧道威仪行祭祀祈雨时,相继颁行画龙祈雨法和蜥蜴祈雨法,并杂行刑白鹅、沉虎头、投鲫鱼等"生物祈雨"法。"画龙祈雨"属于道教龙神信仰,简便易行且具神政威仪,但"画龙祈雨"无法直接彰显人间帝王"体恤民生"的政治情怀。宋代皇帝常常通过君臣对话或诏令文辞以"罪身祈雨"方式表达"责己之意",太宗是宋代皇帝中"以身祈雨"的肇始者。宋代"以身祈雨"包括罪身、暴身和焚身三种方式,其中民间"焚身祈雨"信俗受到了佛教燃指、断臂等"舍身文化"的影响。"以身祈雨"是传统时期人们对降雨现象的非科学认知,宋人对"暴身"和"焚身"祈雨的危害和非科学性有着较高的认识。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浅谈宋代山水画的形与神

宋代山水是我国山水画法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里程碑,宋代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中把形和神作为评判画面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宋代的优秀山水画作品都可以被称为神品。这些作品中无论什么题材,构图都是为了使作品更加传神。从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到南北朝范镇提出"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都强调了形神的统一。形神兼备是中国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也是山水画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形和神是辩证关系,形是神的器具,是手段,而传神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在艺术创作中,之所以不满足其"形似"而强调于"神似",主要是因为"神似"的作品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物象的本质特征,从而塑造出感人的艺术作品。     

唐宋诗歌批评中的以“健”论诗

汉魏时期,原属哲学范畴的"健"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唐人标举刚健骨力的诗学思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劲健》和杜甫诗论是其中的代表。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也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也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还与唐宋文人学杜、尊杜意识的加强有关。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的开放性启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存在的法理根基是对个人自由独立性的保障,此亦是该理论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其新客观违法性理论弥补了主观违法性理论与旧客观违法性理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与矛盾。行为无价值是以结果无价值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这对我国目前的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改革与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仍应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行为无价值二元论",这是由法制社会所要求的形式合理性所决定的。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诗学批评

宋代诗歌注释者任渊有较高的文学创作才能,并曾亲身跟随黄庭坚学习诗歌创作。他注释了黄庭坚平生最得意的《内集》,对黄诗中许多含蓄未尽的言外之意作了发挥补充,评论了其中一些精妙的对偶和用典,还总结了黄诗"有为而作"的立意特点及"有味"的风格,并对"点铁成金"等创作方法做了细致的分析说明。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严粲在宋元《诗经》学中的学派归属

严粲是宋元易代之际的重要诗经学家,后世理学家多将他划归吕祖谦所在的东莱学派或林光朝学派。通过梳理相关历史资料,比较严粲《诗缉》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的体例异同,并分析《诗缉》的引述文献,可知严粲应当和吕祖谦、朱熹一样,属于宋代经学里的兼综学派。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