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文化自觉”的价值探讨

现代化的“同质性”使各种文化传统被突破、被重新评价、甚至被系统解构的同时,现代性思考也在不断唤起人们对“本土化”和“人性自觉”等方面的反思,进而表现为一种“文化自觉”。认知、理解和诠释本土文化,尊重和吸收他种文化的长处,找到自身文化存在的价值,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Fuge：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

海德格尔区分世界为“周围、共在与自身”三重结构要素，并在“自然”的自身遮蔽与“自身性”的敞开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让事实性的生命经验在世界整体的边缘域构成、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及世界与物的区分中层层展开。其效果在于一方面能在裂缝(die Fuge)中接受存在的被给与，另一方面又不偏袒地与历史世界发生嵌合(der Fug)关系——“Fuge”一词正是这一“张力”的反映，以此来拯救世界与哲学的危机，从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论变革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并通过自我运动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扭转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现实的人）、自我意识与人的劳动关系,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为前提和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又彰显着历史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的现代性道德批判及其比较

“我应该成为何种人？”是现代人的基本困惑,也是麦金太尔与马克思批判现代性道德的共同旨趣,但二者理论路径却不同。麦金太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欲回归古典传统,马克思则在辩证思维主导下走向了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扬弃,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这个时代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也无意于建构这一标准。马克思不同于麦金太尔的地方在于,麦金太尔将危机指向了启蒙道德筹划,马克思则将危机指向了现代性社会本身,认为正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现实带来了道德危机。马克思将所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视为通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认为个体的人、自由、对规则的遵守、科学技术、工商业等等,都是在为真正的人类解放准备条件。     

自我意识与哲学基本问题

自我觉知不同于自我意识,自我觉知属于直觉体验,原则上无需借助反思,而自我意识是经过对象意识的中介,从对象意识返回到自身,即“对意识的意识”、“对思想的思想”.自我意识产生在对象意识之后,但是在自我意识产生之后,对象意识并没有消失,因为自我意识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对象意识.哲学基本问题正是在自我意识获得自觉的基础上才被明确地提出来的,思维与存在从二元分裂到虚假统一再到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过程,就是自我意识从独立化、神秘化走向现实化的过程,是自我意识的纯粹结构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中转变成现实的历史过程.     

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本文试图给予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道德以一种批判性的主题反思。从揭示“现代性” 道德的双重危机——即现代道德生话世界的价值危机和现代伦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入手,作者通过历史与道德、美德与规范两对基本的思想范畴,回答并解析了(１)“‘现代性’道德的双重化危机是如何造成并相互关联的?” 和(２)现代伦理学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症候及其诊断”这样两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由之检视了“现代性” 道德自身所处的“前”“后”历史处境、及其知识图景和思想命运。作者期冀,本文的理论分析尝试能够成为理解“现代性”道德之迷的一种可能的思想理路,表达一种建设性批评的理论姿态。     

列维纳斯的他者:法国哲学的异质性理路

对他者的诠释实际上直接揭开了人们对自我理解的角度和深度。如果说自我或主体性正是现代性哲学的主导性话语,那么,他者就既不是作为边边角角的“其余”(other,etc)(这正是他者理论要解构的对象),也不是所谓对异域的观“奇”(“奇”“怪”正是“自”以为“是”的反应),而恰恰是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21世纪孟子学研究的新展望

孟子学研究颇获海内外学者重视。以往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研究”集中在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三大议题之上,采取一种“即心言心”的进路,将孟子的“心”视为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具有自主性的“道德主体”,肯定“心”之独立自主性,对孟子思想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性掌握,常有未达之憾;“外在研究”注重在历史文化脉络中解读孟子学的内涵,将孟子思想置于政治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考察,使孟子学中的诸多概念或理念,取得了鲜活的具体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潜藏着某种未经明言的人性论预设:认为人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创造历史、进行思考活动,人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山林逸士,将孟子“脉络化”于历史情境中的研究进路,推至极端,就有所蔽。未来的孟子学研究必须“内”“外”兼顾,得其全貌。三个可能的研究新方向是:孟子思想中的身心关系论与修养工夫论;东亚孟子学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同调与异趣;全球化时代孟子思想的普世价值。     

“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看《呐喊》

本文通过举例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英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来探讨译者的翻译观,指出作者采用阻抗式异化翻译策略,其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中国方案:百年政党的世纪之路与世界目光

“中国方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信心和底气来自成功的现代化实践、卓越的执政效能及其对自身的成功治理。中国共产党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效能优势证明了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治理证明了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与西方道路不同的选择。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创造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