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运乾《尚书正读》语序观刍论

《尚书正读》是《尚书》研究中从训诂研究转向语法研究的发轫之作。曾运乾在书中对《尚书》倒语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曾运乾的语法观受到了前人的影响,体现了语序的三个功能,即制约句法结构、揭示词类活用、影响语用效果。此外,曾运乾的语序观还揭示了原始的思维形态。     

江瑔著述考

江瑔为广东廉江人,近代民主革命者、政治活动家、中国同盟会员、南社成员。江瑔于经学、子学、史学、诗学,下及小说、译本均能精通,其学术的代表性著作,当推《经学讲义》与《读子卮言》二书。其中《读子卮言》是其代表作,对先秦诸子学说颇有见解,常为近人著作所征引。自民国乃至整个近现代,在众多同类著述中,江瑔的《读子卮言》最具启发和最有贡献。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尔雅》在汉代的经学地位

在十三经中，《尔雅》是一个特殊的门类，它本属于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但两千年来一直与经学交织在一起，随经学兴衰起落，究其原因其经学地位早在汉代就确定了。本文首次系统论述了《尔雅》在汉代经学阐释中的工具作用和解经功能，以及《尔雅》入经部附类的政治原因和经过，笔者力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全面、深透的探讨，给学界一个明晰的结论。     

《甲库善本》经部书对《经义考》收录序跋之补充

清初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是经学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收录经学著作自先秦至清初达3500余种,体例精当,搜罗宏富,深受学者的重视。不过由于时代限制以及作者的个人原因,《经义考》虽然价值极大,但是也确有失当之处,如元明以后诸书序跋漏收较多;小学类书只收《尔雅》而不收文字音韵;《经义考》虽然搜罗极博,但仍有未见之书,其所标注的"佚""阙""未见"之书仍有部分尚存于世。文章利用《甲库善本》经部书序跋与《经义考》所收序跋进行比勘考证,以期能够对《经义考》漏收序跋有所补充,使其所收序跋能够更加完备。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廖平的《王制》研究

廖平认为,经学之核心在于礼制,经学之分今古即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今文学所主礼制同出《王制》,古文学所主礼制同出《周礼》。廖平治经专重《王制》,是其以礼制治《春秋》的学术宗旨使然,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晚清经学发展脉络的总体把握。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引导孩子阅读儿童文学

《语文课程标准》很重视学生阅读,对课外阅读总量做出了明确规定——整个小学阶段,课外阅读总量应该不少于145万字(第一学段5万,第二学段40万,第三学段100万)。还推荐了一些课外阅读作品,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冰心的《繁星·春水》、吴承恩的《西游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除此之外,在“教学建议”部分,《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同时,《语…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经学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的发展对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影响又是多方面的。经学的发展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观念和《史记》创新体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

正《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组织门人编纂的礼经学基本资料汇编。朱熹直至弥留之际,仅成《家》、《乡》、《学》、《邦国礼》及《王朝礼》草稿,叮嘱高足黄榦继续完稿。黄榦不负师托,至晚年《丧礼》才完成,《祭礼》仅成草稿而去世。黄榦《丧礼》钻研深刻,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丧服》部份即以黄榦学说为重要参考。朱熹《正编》及黄榦《丧礼》、《祭礼》有宋版以下多种版本,《四库全书》也收录全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作为礼学、经学最重要的资料渊源。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