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不断地探索完善,其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农村社会养老的萌芽期（1949～1980年）、探索建构期（1981～2002年）、探索创新期（2003年至今）。国家和政府始终是主导农村养老的制度设计主体。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考验社会政策的惠民性与政府财政支持力。     

对山西省城乡居民生活质量问题的探讨

生活质量是对人们生活的全面评价,它不但反映人们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方面情况特征,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既包括生活的客观方面,也包括主观方面。为改善山西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应采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关注影响居民幸福的因素、改变城乡居民子女教育观念等措施。     

高龄化社会与高龄层

由于国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寿命普遍延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7％时,称为高龄化社会。近年来,欧洲的老年人比例为13％,美国为10％,日本为9％。其中1980年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     

从恩格尔定律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恩格尔定律是评判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联合国以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作为评价不同国家居民生活贫富程度的国际标准。大量系统的家计调查资料表明,恩格尔定律对我国具有适用性。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证明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1977年及以前,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处于温饱不足阶段;1978—1980年处于向温饱过渡阶段;1981—1990年达到了温饱水平。恩格尔定律对世界各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这种适用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否定它是错误的,相反,把它绝对化也是错误的。     

中国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来自安徽省的证据

中国乡村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学术界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对2006年的安徽省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城乡老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其退休前职业层级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干部与教师和医生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职业,而农民的生活质量最差。中国的农村老龄居民处在经济转轨与人口转变的双向运动中,这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城市居民对生活多方面体验后的主观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也能反映城市发展的状况。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就城市居民对个人与家庭生活质量、城市综合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条件、社区生活与社区凝聚力、政府执政能力、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等六个方面满意度进行调查和分析,试图了解上海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认知的现状,分析背后的原因。     

幸福昆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成效

居民幸福指数是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广受重视。本文以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视角,提出了评价幸福昆明的44个指标,其中“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指标对幸福昆明建设影响最大,并分析了近年来幸福昆明建设取得的成效。     

区域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分析模型及其应用——以福建九个设区市辖区为例

从人口分布、科教文化、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社会保障和社会治安6个基本方面构建区域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聚类分析模型。以福建9个设区市辖区为例,应用2003年统计数据,按照人口分布与科教文化、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社会保障与社会治安三个方面分别运用模型对社会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按照聚类结果提出改善不同设区市辖区社会生态环境状况的对策建议。     

侨汇券和外汇兑换券的社会经济意义——兼论1958～1995年的粤港关系

侨汇券在1957-1994年间作为一种特殊票证从发行到停止使用经历了三十余年,外汇兑换券自1980年发行至1995年1月终止使用历经15年。这两种券证都是国家为着吸收民间外汇而发行的补偿性外汇兑换证明。侨汇券和外汇兑换券各自在不同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它们不但折射出国家宏观政治及经济政策的转变,也折射出粤港两地居民生活唇齿相依的关系。     

制度质量、制度偏向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99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存在较为复杂的制度偏向,对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制度质量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质量差且制度差距大的国家;对技术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国家以及制度质量相对中国高的国家,中国OFDI偏向制度相对较差、但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对资源欠丰裕的国家,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是选择制度质量相对较高、但是与中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总体而言,中国OFDI的区位制度偏向是市场动机和非市场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制度质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应逐步加大对制度质量高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通过制度间的碰撞与融合,不断获取制度溢出,进而产生制度逆向效应,促进国内制度质量的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