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之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评析

沈家本认为法律与道德都是治国所不可缺少的。治理国家离不开法律，但法律仅仅是治国的工具，立法者的道德水平影响法律的善恶，执法者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道德教化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治国应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沈家本对法律与道德治国作用的探讨，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简论道德教化的三大误区

道德教化作为道德法律和道德内化的必须手段,其规律性、科学性的运作近年逐渐为教育学、德育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所重视,取得了较大的育德价值和自我享用价值。但是,与之相伴的部分领域的教化误区也突出存在,文章例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误区：一是道德善恶标准误区;二是道德教化方法误区;三是道德教化内容的或缺性吸纳。并对其误区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想。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林慎思的天道观及其教化意义

天道观是林慎思对道德教化进行论证的理论前提之一。根据林慎思的思想,“天”和“天道”都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能够为人所认识和利用;社会管理者应当顺应“天道”,积极地对民众施行教化。在道德教化中,林慎思既强调要贯彻明确的“道”的原则,又认为教化实施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教化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立言与教化——《诗经》诠释的人生意义分析

《诗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立言”和誓教化”是《诗经》诠释的重要价值。立言是人生对道德情感生活世界的接受，教化是对社会生活的创造和建构。对“立言”和“教化”的作用和价值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儒学复兴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从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程序道德性

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自然法学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强调法律的程序道德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说明：强化道德规范和将“合法性”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价值

法律起源于道德。因此,现代立法都非常重视法律必须反映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即最具普遍接受性的道德层次。法律的滞后性特点,使法律无法完全反映社会基本道德要求,但这种矛盾却可以进一步推动法律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有法律明确规定或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不得不利用社会基本道德原则案例,如何防范任意性或随意性的司法实践道德原则运用,需进一步探讨完善。     

民间识字课本中的教化意蕴--"杂字"与社会教化

杂字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流行于民间的一类识字教材,是和“三、百、千”并行的另一路识字课本。杂字之所以能在我国广大农村中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究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其基本的识字功能,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教化功能。因而,挖掘隐藏在杂字读物中的教化意蕴,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西部大开发地区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