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阀阅”到“贵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价值取向的比较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取向是崇尚阀阅，表现为旧门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宋代官宦世家则崇尚人物，表现为对婚配对象的才能、修养、资财和家世的重视。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其核心取向仍然是人们的社会地位。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宋史研究琐言

<正>历史本是一个整体,每一时段都有其不可或缺之地位,但人们总是对历史上比较特殊的阶段给予更多的关注。若说中国历史上的时段,或者王朝,最受关注且众说纷纭的莫过于宋代了。关于其历史地位,宋朝当朝人郑樵(1104—1162)就曾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最早指出宋代处于中国历史新时代之地位。明代史学家陈邦瞻(1557—1628)则立于明代后期,反观中国历史,认为自洪荒以来曾有三变,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

随县曾侯乙墓内出土有铭文的器物很多,如一百三十多件铜器及其附件像鼎勾、匕、勺等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作(口寺)用终”;大小四十五件甬钟上都有“曾侯乙作(口寺)”;在一些兵器上有“曾侯乙之寝戈”,“曾侯乙之用戈”,曾侯乙之用戟”等。并且在楚惠王赠送的一件铸钟上,有“作曾侯乙宗彝”的铭文。“曾侯乙”三字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这决不是偶然的,由此来断定该墓主即为曾侯乙,应该毫无疑义。如果这座墓尚不能定为曾侯乙墓,那在考古上只怕更没有墓能判定其墓主的了。     

社区里的＂婚姻文化角＂

走进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兴工街道兴盛社区，会被一个醒目的“婚姻文化角”所吸引，这里不仅有“怎样经营婚姻”的宣传板，而且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墙壁上张贴的一个个心形布袋。据社区婚姻文化工作者介绍，这些心形布袋是专门用来装居民心里秘密的。     

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古代传记理论研究之一

墓志铭是古代传记中的一种,作品数量琳琅满目,不可胜计,但是对墓志铭写作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贫乏。宋代欧阳修和曾巩不仅是擅长墓志铭写作的古文家,而且对墓志铭理论也有专门论述。他们反对“谀墓”之作,强调墓志铭写作要真实可信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北魏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姻与民族融合

拓跋宗室是北魏王朝的轴心骨干，作为其巩固政权根基、整合利益关系的利器，婚姻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治国方略和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的客观反映，也是北朝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过往学者偏重探讨融入崭新民族与文化要素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却忽略了对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媾网络的揭示，给北魏早期史和拓跋成长史研究造成不小的缺憾。梳理资料发现，当时宗室择偶对社会性民族成分的重视度远逊于政治性的集团归属，姻戚族属各异，却主要源自支撑北魏政权骨架的代人集团，尤其是代人中堪为皇权附庸的各股“宾附”势力。另外，体制内的阀阅世资亦构成早期宗室婚媾的主导因素，联姻资格线基本划在累世官资一至三品的所谓一流门第上，借此反衬自身天潢贵胄的身份定位。早期宗室特定的择偶标准体现了拓跋氏置身先进文明环境而对实现门阀化的迫切诉求，即仰赖政权力量，以通婚为媒介，试图突破汉人固有门第秩序和民族隔阂的桎梏，以体制要素为基准实现囊括全部胡汉官贵之阀阅体系的再编成，客观上奏响了之后民族大融合的序曲。     

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

殷墟五号墓出土的一百一十件有铭铜器中,六件一套的两种鼎及偶方彝、鴞尊、觚、爵、瓿、鉞等六十余件铜器上皆铸有“妇好”二字。妇好的活动及事迹,在甲骨文中有二百四、五十条(包括不能属读的残辞在内)之多。殷墟五号墓是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直到目前保存最完整,而且又是唯一能够把该墓墓主同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起来的墓葬。五号墓的发现,对于探讨商代社会的历史,研     

先知

民间相传，我国宋代有一个叫邵康节（又名邵雍）的“话神仙”，他那感知未来的能力惊骇后世。他临终前，感知将来有人要来盗挖他的墓，而盗墓贼的母亲在他预言时还只有7岁。于是，他叮咛家人：一是墓中不要放任何值钱的东西；二是要请那小女孩来吃斋饭，并将入敛衣物让她——过手。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

倡导“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对宋代儒、释、道各家“三教合一”思想的考察，分析了每家的理论特色，指出：宋代的“三教合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唱，佛、道为伴唱而共谱的时代之曲。宋代“三教合一”思潮不仅完成了三教之间的理论整合，推动了理学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以“和合”为特征的深层民族心理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西安杨官寨遗址是应确定黄陵祭祀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证?--论黄陵墓主即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的首领

在古今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从无人认真地把“黄帝都邑”与西安正式联系起来;也从无人认真地把西安之“黄帝都邑”作为陕北黄帝陵历史真实性的考古———历史学证据。随着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出土且被确认为“黄帝都邑”,以及其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为陕北黄帝陵的墓主,这种情况彻底改变。这不仅是黄帝及其文化研究中的质变突破,而且实际也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的质变突破。本文将在此前相关拙论的基础上,聚焦黄陵墓主为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族群盛期首领即“第一届黄帝”,从而证明杨官寨遗址是应把“黄陵祭祀”确定为“国家公祭”的考古学主要证据。     

汉画像反映墓主生前生活说辨析

汉画像作为墓葬的建筑材料与装饰 ,它本身不表现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 ,更不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写照 ,它创造的是一个神鬼世界 ,反映了对墓主“生后 (在阴间 )生活”的理想追求 ,是汉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     

尹湾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思想探析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现的六号汉墓墓主师饶是西汉成帝时期的东海郡太守府属吏。其墓中随葬的简牍文书、遗物反映了师饶生前的工作活动与经历,从中折射出墓主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物疏木牍所载书籍说明墓主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时也掺杂了不少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思想;墓主个人生前的活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维护西汉统治的阶级立场、忠君的政治观点与孝亲事君的道德信念。这些都与西汉元成时期的重儒是分不开的,墓主当受到西汉晚期儒家思想文化的强烈影响。     

《朱子语类》中的量词“等”

量词“等”是名词“等”语法化的结果,最早见于唐五代,用例很少;到了宋代,量词“等”使用普遍而且用法多样;宋代以后,其用例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也缩小。我们从宋代重要白话资料《朱子语类》的实际语料出发,通过对量词“等”在该书中的运用情况及特点的描写,来观察其在宋代的使用特点,为汉语量词及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     

论林黛玉爱情至上观的悲剧必然性

红学界普遍认为，林黛玉的婚姻悲剧是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悲剧。笔者认为“爱情至上”与“个人主义”的嫁接是导致林黛玉婚姻悲剧的基本原因。她在爱情问题上并未受到贾府上下人等的任何压抑，她本人也未有任何反叛之举，不存在所谓“叛逆”问题。林黛玉的“乖僻”性情与多病之体“恐不长寿”是贾母决心将其舍弃的终极理由。她的婚姻悲剧是她自身造成的。她很早就陷入了“爱情至上观”的泥沼。     

我国北方地区宋代砖室墓的类型和分期

我国北方地区宋代砖室墓的类型和分期陈朝云建国以来，有关北方地区宋代砖室墓的资料发表日渐增多，特别是五十年代河南禹县（今禹州市）白沙家墓ｃ等一批重要墓葬资料发表以后，学术界逐渐注意到对墓的类型、分期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但见解各有不同②。本文试图通过对北方...     

比干之墓大地埋

河南卫辉市城北约7.5千米处，有一座中华林姓的太始祖比干的墓，墓碑上4个隐约可见的字“殷比干莫”，据说，这是我国春秋时期儒教创始人孔子存世的惟一真迹。问题是，这“墓”字为何少写了下面的“土”？     

论宋代题画诗词勃兴的原因及其特征

宋朝在多方面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相对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嗵画诗词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其数量之多，不仅超过前几代的总和，而且在以后历朝中也位居前列。本文从诗歌、绘画、书法等多方面论述了宋代题画诗词勃兴的原因及其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