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现象及其价值分析

两汉司法官员通过注释法律,著书立说,开展法律教育活动实现与律学家角色的合一.统治者对律令学的重视,以律、令为核心的官吏选拔制度,少学律令的社会风气,律学家职业的非独立性是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的主要原因.两汉司法官员与律学家角色合一,推动了律令学研究活动向纵深发展,有利于提高司法官员的执法水平,对我们今天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

《大明令》与《大明律》是明代的重要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初期的律令体系。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以《大明令》为代表的“令”的地位不断下降,就其效力而言,在法律适用中也有特殊要求。明中叶以来,“例”与“会典”的出现与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法律形式中的律令体系逐渐让位于“律例——会典”体系;其从“政令”到“法例”的变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演进。     

秦汉律令关系试探

秦汉是律令法系形成的初期阶段,与律令法系堪称最发达的唐代相比,此时的律令关系颇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源于早期律令所具有的特殊性。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简牍,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入手,探析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律令法系特质之研究。     

孙吴的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孙吴的婚姻关系及其影响高诗敏三国时期上层择偶的对象，大抵侧重于当世具有文武韬略的功臣勋将，并不排斥出身寒微的人，它与其后的两晋、南朝极力推崇门第阀阅迥然有别。像曹操的卞夫人出自“倡家”，魏文帝曹丕的甄皇后获自俘虏、郭皇后系“没在铜侯家”的下人，魏明帝...     

新见汉律律名疏证

有关汉律考古新资料的成批出现,为汉代法律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所见律名的种类远远超出此前所知的范围。本文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律名进行简单疏证,并尝试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疏证或是侧重于既有研究现状及今后应关注的问题,如告律、行书律;或是结合文献记载揣测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如臘律、祠律、治水律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记载的可能含义,从而解答汉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问题。     

宋代私盐律述略

宋代私盐律述略□郭正忠“私盐”作为专用律名，不载于《唐律》和《宋刑统》。然而，至迟从中唐以来，有关私盐的罪罚已日趋严峻。五代以降，私盐法更屡见于朝廷的诏敕和条令。研究这些私盐律令，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当时专卖盐法，而且，也有助于全面认识唐宋法制，弥补《唐...     

《二年律令·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级阙如问题

今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 ,最高一秩是二千石。有学者认为 ,《秩律》缺中二千石诸简。作者经过考辨则认为 ,汉初原无中二千石一秩 ,故《秩律》这部分并不存在缺简。     

论道德律令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

本文首先区分了自然律与道德律的差别 ,阐述了历史上的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对道德律令的基本态度及其片面性。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道德观为指导 ,论证了对道德律令既不能持一种相对主义态度 ,也不能持一种绝对主义态度 ,而必须从相对与绝对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的维度去进行把握。认为道德律令之所以是一种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 ,深刻的原因在于 :人们是从自己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着的。因此 ,道德律令或道德规范具有历史的相对的性质 ,不存在一种适合于任何情况、一切时代的道德律令。但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或生存条件来说 ,又具有其客观性、必然性 ,因而具有绝对性的一面。     

论北魏法律的特点

北魏拓跋鲜卑族在建立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长期稳定,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是加强法制建设,使统治法制化。北魏统治者多次修订法令,编制了一部完整的法典--《北魏律》,它上承秦汉法制之传统,下启隋唐律令之先声,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探讨北魏法律的特点,期望引起史学界和法学界对北魏法律的研究。拓跋族在力微以前(公元三世纪中期)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遇有需要裁决之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

张家山 2 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 ,不但在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 ,而且其中的《秩律》部分 ,更有一定的历史地理意义。过去因文献资料有限 ,于秦汉时期的县 ,只知有大小县两等 ,而不知其更详细的差异。《二年律令·秩律》不但让我们详细知道了汉初各县等级具体细密的差异 ,而且对于汉初究竟存在多少县 ,以及汉县与秦县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启示     

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

魏武王三个字,由国、谥、号三部分组成。古代谥和号是两部分,可以把号放前面,也可以把号放后面。国、谥、号三者可以组合在一起并称当朝人。三者怎样组合是由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所决定的。曹魏明帝时,曾多次发生书写皇后铭旌时,谥号前加不加"魏"字的争论。皇帝和皇后是一个等级,皇后铭旌的争论也折射出魏明帝以前皇帝铭旌的争论。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在魏明帝以前,皇帝皇后的谥号前是否加魏字没有严格规定,曹操可以称魏武王、魏武帝,曹丕也可以称魏文帝。可见,曹操墓出土的圭形铭牌是真实的。另一件与曹操墓有关的文物《鲁潜墓志》,含有大量准确的历史文化信息,绝非现代人所能伪造,因此其真实性也不容置疑。     

民国《民律草案》评析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为实现民法法典化、收回领事裁判权,先是由法律编查会起草完成了《民律亲属编》,而后又以《大清民律草案》为蓝本修订了完整的民国《民律草案》。与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相比,民国《民律草案》确立了统一的民法价值原则,立法技术和制度内容方面均有较大改进;该草案的立法成就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制定得极为匆忙,民国《民律草案》有许多未尽妥善之处。     

《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探析

《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法典中的反坐制度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在借鉴唐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范围上除适用于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与唐律相较具有重刑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点。     

资本制度变革后股东出资义务再审视

2013年新《公司法》的修订确立了注册资本完全认缴制，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货币出资比例和验资程序等，与股东的出资义务密切相关。变革伴随着质疑，但并没有颠覆股东出资义务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资本充实责任和出资义务的法定性。变革赋予了股东在出资比例、出资期限和验资方面更大的自治空间，引发了经营和资本真实性的担忧，也影响了违反出资义务的某些形态。     

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 ,决定了《天盛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 ,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诸如刑罚严酷、军法完备、重视农田水利等经济立法以及专门规定政府机构的品级与编制等等。     

公共财政视阈下我国预算法的修订——理念更新·原则重构·权力配置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为我国预算法治化提供了变革契机,本文在公共财政视阈下讨论梳理预算法治化变革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构建一种以预算法治为核心的预算法修订的理论,指出我国预算立法应树立有限预算、有效预算、有序预算、有为预算、有责预算的五大理念,认为预算法修订应遵循法定性、公共性、平衡性、全面性和公开性五项原则,并提出实现预算制度法治化的变革方略。     

读律与哀矜: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

读律与哀矜,既是清代中国听审经验之总结,又是听审实践之指南,因此成为清代听审折狱的核心概念。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能否依法听审,乃是清代法律的关键问题。清代法律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司法官员是否"讲读律令",是否"通晓律意",是他们在听审断狱时能否"具引律例"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仁政",是"爱"或"爱民"的政治,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哀矜"是司法官员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也是"仁爱"的一层意思。哀矜与读律、慎刑、中罚、心服等司法的核心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的司法模式,与要求司法官员以"读律与哀矜"来听审,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人物志》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刘邵是第二代建安名士中的曹丕太子党成员,作为魏明帝的近臣,参与了太和~景初之际压制"浮华分子"(早期正始名士)的活动。《人物志》形成于黄初~青龙之际,是为了配合选举制度改革而作,保留了有关曹魏九品中正制草创时期的宝贵信息。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中和型人才系统,反映了在黄老道家"因循"政治哲学指导下,曹魏前期官方人才思想与选举政策从"赏功能"到"重德行"的变化趋势。     

张家山汉简律令所见葬俗制度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进

张家山汉简律令分别规范了葬期、赏赐敛衣与棺椁诸项葬俗制度.其中在"归宁"律法与<置后律>的双重约束下,葬期与继承制度相互制约,反映了汉初重视葬制从速的同时,适当关照了"致忧之义".在<赐律>中,敛衣与棺椁的赏赐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别,这是汉初身份等级制在葬制中的集中体现.汉魏时期,葬期的法律规范与葬具等级制的形成及其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汉魏时期薄葬与厚葬的并存.与此同时,葬制与礼俗的调整与革新也构成了葬制相关律令存续或废止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