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论我国的死刑制度

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关于死刑制度存废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有利又有弊。显而易见 ,存在两种论点 :死刑废除论和死刑保留论。我国是世界上在刑法典中死刑罪名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 ,但应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应该减少死刑的罪名。本文阐述减少死刑条款和罪名的理由 ,并提出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死刑的成本与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

死刑的成本表现在死刑的程序成本、执行成本、随付成本三个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巳废酴或中止了死刑，我国应该逐步限制、废除死刑。     

死刑的司法限制及我国死刑政策反思

废除死刑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但我国不具备在短期内废除死刑的条件。我国当前死刑政策的基本模式应当是:立法保留、司法限制。     

死刑限制的现实反思

随着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和保护,死刑的存废之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文章以刑法价值为指导,以刑法实证主义为重点,反思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的不足,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完善死刑立法,从司法适用方面严格死刑复核程序,放宽死缓的适用条件,考虑设立赦免制度,切实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

死刑是剥夺他人生命的刑罚,死刑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民族。1764年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了死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到现在,死刑制度的存废不仅是我国刑法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关注的问题。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影 响

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策略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向选择应该采用建构理性主义为主兼顾演进经验主义的策略;中国死刑改革的动力不仅仅在于政治意志,也在于民众意识：中国死刑改革的立足点只能是本国国情。当代中国国民的死刑观念对中国死刑改革的路径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中国死刑改革应该走综合路径。     

美国死刑制度探究

美国死刑制度有四大特点：死刑法渊源的多样性;死刑适用范围的差异性;死刑适用情节的对称性;美国死刑案件程序的复杂性。美国死刑制度给我国的启示是：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不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建立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分离程序;构建死刑的裁量模式;实行死刑案件的强制上诉制度;构建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死刑问题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重大命题的提出,为死刑制度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死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从符合“善治”目标,避免死刑消极效果,正确看待死刑化解社会矛盾功能等方面的要求出发,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中,死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创新.学界应当抓住社会管理创新契机,遵循司法限制到立法减少的路径,积极、渐进推进中国死刑制度改革.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论我国死刑适用的立法限制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由于这种刑罚方法的严厉性、残酷性、执行后的无可挽回性以及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死刑成为众矢之的。本文通过对我国1979年刑法典对死刑规定的回顾,以及评价1997年刑法典对死刑的限制,提出了若干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建议。     

论我国死刑废除的条件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而又难以达成共识的复杂问题。就我国而言,现阶段废除死刑时机尚不成熟,从死刑的起源及其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出发,探讨我国死刑废除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于最终在我国废除死刑,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无死刑之动议，不得死刑之裁判”——谈检察机关之死刑动议权

从死刑量刑和判罚来看,明确死刑的动议和提高死刑之适用标准为限制死刑之必须:一是确立"无死刑主张不裁判"之原则,明确只有公诉机关提出适用死刑或执行死缓之主张请求,法院方可进行死刑适用的裁判;二是实行死刑案件两次开庭之特别审理程序,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动议权,由其在开庭前或法庭审理时以起诉书的方式提出,并相应提高死刑适用的标准.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加入"没有公诉方死刑之请求,法院不得适用死刑裁判"之条款.     

论我国死刑的程序控制——以死刑复核程序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从启动方式到具体程序都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不仅不能保证司法公正,更不能很好地发挥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此外,有关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过少且过于笼统,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复核程序做了进一步完善,但2012年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力度毕竟有限,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距离一个审判程序的要求仍有差距。因此,结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及存在问题,从价值观念、启动方式、审理方式、被告人的参与度等方面出发,讨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以期实现对死刑的程序控制,达到维护司法公正,最终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     

死刑复核程序刍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程序,它的设置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的刑事政策大有助益。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把死刑复核权下放,各省法院对死刑标准掌握不一,形成一国之内法律面前事实上不平等的局面。应将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院行使,创建开放式的死刑复核程序。     

浅谈死刑存废

死刑存废问题一直是刑法界法学家最为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我国目刑法改革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该不该废,怎么废？私利、人道,我们应该以谁为参照进行改革？我们都必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探索。我国应该从刑法制定的目的入手,兼顾人性,制定一套完善的死刑改革措施。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我国毒品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过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毒品犯罪案件在国内的大量存在、死刑核准权下放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重刑主义。要有效地抑制毒品案件中的死刑人数,就应当树立轻刑、慎刑思想,采用适用法律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充分发挥酌定情节的量刑作用,尽量以死缓制度代替死刑立即执行制度,尤其要严格控制运输毒品罪中的死刑人数。     

关于死刑存废的断想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PR),其中,第6条第2款对未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求适用死刑的范围限制在"最严重的罪行"范围内.但是,什么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前述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很长时间以来各国对其理解并非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