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存废的若干问题思考

国际社会普遍限制死刑，有的国家业已废除死刑，而对死刑的存废之争一直未曾停止。死刑存废论者均有着各自的刑罚理论作为支撑，人道主义是推动死刑存废之争的根本考量，民意在死刑存废之争中不应被完全忽略。在现阶段，死刑的存在有着其价值和文明基础，但我国应在政策上严格限制死刑。     

对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死刑制度是刑法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死刑的存废以及死刑制度的取向一直是理论和立法研究上的热点问题。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有其固有的特征和重要的功能。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方面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而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废除死刑乃是必然。本文在介绍和分析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基础上，对现在以及将来我国死刑制度的发展和存废进行了相应的思考。     

论死刑案件刑事裁判对公众舆论的涵摄——基于刑事裁判规范生成与证成的考量

公众舆论与刑事裁判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涉及人的生命,死刑案件的裁判更能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死刑案件中的公众舆论是死刑文化的征表,司法审判时需要加以考量,在死刑改革中更需予以正视。在死刑裁判规范的生成过程中,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危害性的征表,其可以作为合法性的事实理由存在;在死刑裁判的证成阶段,公众舆论可以作为裁判的合理性理由存在。但是,死刑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是必须与公众舆论相一致,提倡在坚持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前提下,同时兼顾死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可以使死刑裁判更具公信力。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死刑程序公正保障制度研究

死刑作为剥夺人生命的刑罚,其残酷性毋庸置疑．最终也会走向消亡,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之下,死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死刑制度相当时期内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贯彻少杀、慎杀的司法理念,保障死刑公正的实施是我们所面对的课题,有待我们去探讨。     

以经济收益与成本为视角谈死刑的存废

自18世纪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死刑的存在与否就备受争议，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的生命权能否剥夺，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的目的等诸多方面。其实，从死刑的边际威慑力带来的收益和成本方面对死刑作经济学方面的分析更有利于对死刑的适用得出实证性结论。同时，我们可以将取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相比较分析，以便从动态的角度来论证我国应保留死刑，但应谨慎适用死刑。     

死刑废除思想再研究

死刑的废除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国际潮流。中国无疑也要顺应这种国际形势。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治安形势等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目前还不能立即废除,但应当对其适用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立法方面,要废除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死刑;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减少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数量。在司法方面,要从严解释死刑的适用范围;正确理解死刑的适用条件;严格执行死刑复核程序;改革死刑的执行方法。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鉴于我国现存的诉讼制度、死刑复核程序控制死刑的功能,死刑复核程序应在保留其程序的向度内弥补正当程序的不足,通过被告人辩护权介入与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来完成程序的改造,维护其作为特殊程序该当性。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刑事古典学派内部死刑观的异同及其借鉴

刑事古典学派内部存在着对死刑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康德和黑格尔基于刑罚正义性的要求，坚持要保留死刑；费尔巴哈依其自创的心理强制学说和功利论提出了保留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边沁从功利论的角度要求废除死刑。当然，贝卡利亚更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要求废除死刑的。事实上，无论是从刑罚正义，还是从刑罚功利论的角度，均不能理由充足地说明保留死刑或废除死刑的必要性，废除死刑最终还只能以人道主义的情怀来促使其实现。     

论生命权视角下的死刑废止问题

思考死刑的废止问题,应从生命权角度出发,生命权不仅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还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死刑无疑是侵犯生命权的刑罚,但死刑的功利主义的考虑和民意对死刑方式的支持态度,成为死刑存在的重要因素。死刑的威慑作用和惩戒功能不容置疑,但在当代,其与人权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生命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生命权保障的需要,死刑应当废止,以自由刑替代死刑。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性

在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改革与完善中，关于检察机关是否应当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这一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争议。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犯罪、监督诉讼的双重职能，应该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这是由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追求的价值决定的，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能以及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必然要求，是构建死刑适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保障机制的需要，是国家尊重人权的应有之意。     

康德论死刑

作为现代人权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明确主张死刑制度,其论证体现了高度的理性精神。他通过形而上学的阐明而确立了死刑制度的先天根据,提出了具有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关于惩罚的公正性原则,有力地反驳了死刑废除论的经验性论证。根据惩罚的公正性原则,康德主张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他坚信,先验自由作为人的内心的一种道德能力,能够引导人性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因此,死刑制度终将存而不用。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死刑救济措施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死刑的救济程序、死刑赦免和死刑执行救济措施。通过比较得出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是：借鉴台湾地区的死刑强制上诉制度;完善死刑赦免制度;借鉴台湾地区的死刑执行批准程序中的审核制度;借鉴台湾地区把死刑犯心神丧失作为一种死刑暂停执行的一种情形;借鉴台湾地区把特殊纪念日作为死刑暂停执行的一种情形。     

决策者理性死刑观的构建

学者的思想启蒙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思想来源.构建官方的死刑改革研究与推动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内部平台.构建民间与官方的死刑改革对话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外部平台.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限制死刑与慎用死刑的观念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论我国人权的保障与死刑的保留

死刑是一种最古老、最久远的刑罚。随着人类社会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世界上已有近１１０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者实际上不执行死刑。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但同时提出了保留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仍坚持保留死刑。我国的做法是否会出现人权保障与死刑保留的相互矛盾？我国死刑的保留是否具有其必要性？本文拟从人权保障和刑法学的角度对死刑保留进行探讨，说明在我国保留死刑正是为了有效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权，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需要。我国保留死刑的适用，与国际人权公约及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死刑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命运

死刑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刑罚文明进化史的缩影。古今中外,死刑的变迁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恣意到规范的发展变化过程。无论是欧美、亚洲国家,还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死刑的正当性都受到过强烈而有力的质疑。但死刑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及不断消逝的发展趋势表明,死刑的正当性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确认,同时因为死刑的残酷性其也正不断受到抑制和消解。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不断缩减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进一步压缩了死刑的适用空间。死刑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不断缩减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     

对部分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探讨

部分死刑案件适应刑事和解有其丰富传统文化基础与法理逻辑根据,符合构建和谐社会治国方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刑法基本原则相融合。但是其面临着民众基础薄弱,可以纳入刑事和解的死刑案件范围不明确,潜藏着司法腐败等困境。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