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理论中国话语建构的起点问题——以对“正能量”一词的质疑和反思为例

建构文学理论中国话语的起点在于恰当的文学概念与术语的使用。正能量作为一个物理学术语,追求精确性的特质使其无法对诗性的中国文学以及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准确表述,因而不是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正气才是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因为它源于《周易》中的"气"概念,经曹丕、刘邵、刘勰、苏轼等文学家阐释发挥,最终在文天祥《正气歌》中定型。这启示我们,只有使用恰当的文学术语,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才能形成。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兼评近年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

近年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 ,往往以普遍主义的价值标准衡量 2 0世纪中国文学 ,忽视了　　它在追求现代化过程的独特个性 ,不能准确地看待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的发现”为话语表达策略的现代性价值理念 ,构成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古今中外”文化语境中的矛盾冲突 ,使中国文学现代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绞合在一起 ,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呈现复杂独特的面貌。     

非艺术亦艺术的文学人生化——以《棋王》为例新论阿城的人生美学

阿城对文学人生化的追求是中国的,同时也是现代的.本文以《棋王》为例,考察了作家在逼进生命的底蕴,表现一种主观现实主义的文学人生化方面所体现出的新传统美学的情韵.     

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传播策略透视--以《中华诗词》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中华诗词》杂志是新时期以来最为权威的纸媒旧体诗词传播媒介,其对于旧体诗词在新时期的传播及复兴功不可没。《中华诗词》杂志在传播旧体诗词时,其策略有四个,分别是政治化运作策略、商业化运作策略、社会化运作策略和文学化运作策略。考察《中华诗词》传播旧体诗词的种种策略,不仅可以明晰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的整体创作样貌,还可以为新时期旧体诗词在整个诗歌传播领域的地位做出更加准确的定位。     

基于孔孟老庄思想的国学基础理论建构 ——李德民教授新作《国学基础》评介

东北石油大学李德民教授的新作《国学基础》,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了有益尝试.以孔、孟、老、庄为结构框架,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文本支撑,以规范的白话文对译为转换方式,按照现代学术规范对原创者的思想理论进行合乎逻辑的编排,通过诠释使其成为相对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定位准确,选材精当,视角独到,见地深刻,诠释适度,是值得推介的好书.     

早期商业传媒消费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以《申报·自由谈》为例

晚清民初,我国传媒业发展出现了从单纯的政治鼓动向文艺性、趣味性、娱乐性转变的倾向.文学格局在新的生存处境下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开始成为具有经济性质的大众娱乐产品.为娱乐读者、扩大报纸销售量而诞生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不仅让娱乐文学在现代大众传播格局中占据了独立席位,它也标志着媒介文化消费品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即兴创作,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始进入规范化、工业化的文化产业运作轨道,并由此形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和现代传媒的特殊文化关系和消费形态.     

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金瓶梅》的文学地位和美学价值

本文通过对《金瓶梅》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与透视 ,认为在她们淫荡、凶狠或温顺的表象下面 ,是一种当时少有的、纯女性的、纯自我的追求与抗争 ,一种对于赤裸裸的人的自然欲望的追求。《金瓶梅》所塑造的这个女性群体形象 ,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一个完全从自然而非道德的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金瓶梅》的众女性超越了传统道德的局限 ,重新发现了“人”自己 ,使得道德和自然各自扬弃自身 ,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美学境界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女性文学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存在,当代女性文学已经成为一块既华美又纷繁的文化探险领域。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不仅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更是以价值规律为基本法则的商业运作的结果。这一法则的巨大影响,改变了文学领域的整体气象。一些文学创作与商业宣传强强联合,构造了新的文学传播语境,无论从表现方式还是选题内容,抑或是出版时机、宣传口径都有了一定的转变,文学话语的深刻转型日益凸显。本文将通过对女性文学与传播媒介之间相互作用研究,探索作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存在的女性书写行为,从而进一步挖掘其当代传播价值。     

从现代经现实到唯美的创作轨迹——浅析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心理与艺术追求

白先勇是当代华语文学界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从坚持十多年的《现代文学》杂志到创作《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文学佳品,其中的现代艺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特别是对海峡两岸政治离散中的乱离时世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早期文学的高峰,而晚年对昆曲艺术的关心,对传统艺术进行的一种唯美意义上的追求,让他再次达到了自身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

本文从哲学的高度对“寻根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展开透视,认为寻根文学的特点在于：既可以作为现实,又可以作为超越现实的寓言;既是讲的故事,又是讲更为根本的道理。文章以《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派”作品为例,解析了寻根文学的多重方向。作者认为,在寻根文学中,阿城的《棋王》写出了一个最可信又最生动最理想的活人;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实在的远村──鸡头寨来呈现一种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心理结构,这似乎接上了阿城,但这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不像《棋王》似的透露出理想之光辉,而闪耀着非理想的鬼火,《爸爸爸》写出了寻根的复杂性;《小鲍庄》不是与现代隔绝的鸡头寨,而是已嵌入现代社会中的乡村,虽已嵌入现代,但仍然固守着传统,是８０年代定义的“前现代中国”的最典型的表现者。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老舍《断魂枪》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和文学上表现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老舍的《断魂枪》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谱写了一曲对传统文化的挽歌和对现代性的深层追求。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角度,通过《断魂枪》中的人物形象、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和老舍对现代社会多层次的思考等方面来粗略地解读《断魂枪》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在思想启蒙和民族认同过程中,中国现代雅俗文学或是更接近西方的现代观念、或是显现出对于传统道德人格的亲近,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形成了一种共生互动、互补对话的关系。精英知识分子对于通俗文学的大力鞭挞,显示了他们对于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和反封建的思想;通俗文学作家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调,则质疑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普世化的合理性,从而凸显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坚持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文章以《猫城记》和《八十一梦》为例,透视启蒙与民族认同视野下的雅俗文学建构。     

人性大美的诗意绽放——舞蹈诗剧《绽放的生命》解析

为了更好地宣传＂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事迹,大庆歌舞团创排了一部以张丽莉为原型的舞蹈诗剧《绽放的生命》。为使读者可以更准确地观赏和理解《绽放的生命》,介绍了《绽放的生命》舞蹈诗剧的创作动因、选题过程、体裁定位、谋篇布局、舞蹈语汇等;论述了提炼与升华的关系、选择与定位的关系和结构与语汇的关系。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待开垦的处女地——《新潮》小说研究

在五四新文学草创时期,《新潮》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短篇小说“横截面”理论的尝试、“为人生”的创作倾向、多姿多彩的形式与可贵的艺术追求。《新潮》小说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作经验的欠缺也使得《新潮》小说在艺术上普遍显得粗糙,缺少必要的艺术深度和魅力。     

文学市场化走向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是个时间概念,而且还含有文学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化内涵。文学作品可以作为商品为读者所购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较之于古典文学的本质性差异。19世纪以来新型传媒的出现,为现代作家提供了更大生存空间和施展才智的舞台,文学生产逐步成为一个知识、资本与市场同构的过程。经济因素的注入改变了原来的文学观念,现代作家敢于大胆的言钱。文学市场化部分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以经济的视角重回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作家的文学书写无论是生存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彰显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