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民国”的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国视野"的出现,不仅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史学上,民国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为"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断代考察的可能;作为一种用"空间"结构文学史的新范型,可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到正常的时空结构之中;而作为一个中性历史空间,可以避免"现代"抽象空间对"人"和"文学"丰富性的压制,从而可以最大可能彰显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作为一种"方法"的存在,"民国"为文学史研究加入了"空间"维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丰富局面。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的学术论衡

本文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辨析,认为"民国文学"说不恰当地攻击了已为学界所广为使用的"现代"、"现代性"等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性概念,体现的并非文学史观的进步。另一方面,"民国文学"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依据、分期界限等也存在偏颇,即过分强调了国体、政体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其世界背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一种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     

对目前民国文学史话题的评析

民国文学史话题出现在学术界至今已有10余年,学人们主要透过破现代文学等史观以倾力于建树民国文学史观,但对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新文学等史观吸、弃关系,民国文学史解剖方式的实质、入史标准与内容评析者较少,本文试图对前述问题予以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民国文论建设的文学史意义

民国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受到现代西方文化、文学及其理论思潮和明清以来的文艺变革思潮的双重影响,在整个建设理念和体系构建上,确立了以"人的文学"为理论基点和价值原则的"大文论"格局,通过对文论的范式、话语、路径、策略、规则等方面的探讨,建立起了一种以现代性价值为内涵的"崇高"类型的理论构架。民国文论开辟了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历史地位。     

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意义

正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的概念一向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角度,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①一个是思想发展史观上的意义角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内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或现代性质素。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这种现代性意义的时间划分方法和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视域中,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在     

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由盛转衰的文学史意义

到1918年前后,以《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等书的出版为标志,现代"黑幕小说"的繁荣达至高峰。"黑幕小说"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是强烈的。"黑幕小说"遭遇了新文学家强有力的批评与阻击。这种现象的发生,恰恰表征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此以后,现代新文学作为一支新军逐渐占领文学历史的舞台;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以及古典文学开始淡出历史中心,成为一个次要的角色,通过不断的内部调整,比较低调地默默向前发展。     

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

本文采用学术史思路,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放置在“文学教育”的平台上,加以认真审视与叩问;主张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上.     

“重写文学史”观察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写事件,使文学史写作不断被问题化,文学史写作的维度不断丰富、视野不断开阔,总体呈现出从一元化叙述走向多元化差异性叙述,从总体性叙述走向结构性、关系性叙述的趋势。随着各种文学史叙述之间的交会与碰撞,各种历史叙述框架的闪光点与局限性都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学界当从这种比较中树立反思的维度与能力,从而推进一种更加科学的文学史叙述的发展。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地理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节点与意义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文学地理在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四个重要节点:一是19世纪90年代,"南北文学论"开始进入日本学者撰写的一系列中国文学史著作;二是20世纪10年代,戏曲家里居分布进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三是20世纪30年代,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进入刘经庵等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四是20世纪40年代,由陈寅恪完成了中国文学史"时空交融"理论模型的建构。文学地理走进新体中国文学史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对文学地理研究实践的示范效应、文学-人才地理研究方法的统合作用以及为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反思契机,后者包括文学史模式的再探索、文学史客体的再认识、文学史演变动力的再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在争鸣中推进和深化民国文学研究——回应赵学勇教授《对“民国文学”研究视角的反思》

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研究范式,而非单纯的政治视角或文学视角;意在打破现代性观念的话语牢笼,打破“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统江山的学术格局,致力于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建构;意在中国文学一体化进程和中国文艺复兴的视野中,分析、理解和阐释民国文学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作品;而“延安机制”恰恰是由民国机制的某种弹性和张力空间所造就,已逝文学史各种内外要件的复杂关联需要深入辨析.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