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

叶燮在《原诗》中把“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与“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对举,指出了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历代对唐诗的评价都很高,而对宋诗则毁誉不一,争论颇大。确实,唐诗的长处是宋诗的不足,宋诗不如唐诗。但是,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的独特之处,正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使宋诗能够以自己的风格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列宁说过:“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确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     

“花姐姐”曾媛

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里有几位受到小观众喜爱的主持人,鞠萍姐姐,小鹿姐姐,还有“花姐姐”曾媛。“花姐姐”每天傍晚出现在《大风车》里,甜甜的笑容,柔柔的声音,善解人意的话语,连大观众都觉得舒坦。“花姐姐”还在每周末直播的《风车转转转》里通过热线和小朋友对活,与演播室现场的小朋友讨论各种问题,童言无忌,小朋友的实话实说往往比大人们来得更实在更直接,曾媛也给人一种如鱼得水无拘无束的感觉。 虽然与少儿节目里的童真童     

“苏珊大妈”的背后

当苏珊在“英国达人”选秀舞台上一炮而红，当每个观众都评论她的发型、身材。她的歌声、她的粗话。当媒体不断向观众供应着评判她的材料依据……苏珊突然意识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从媒体记者到躲在某台电脑后的变态狂，都能操纵她的生活，名望的背后是羞辱。     

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

人们对于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不过我总是认为,如果只是抽象地讨论诗究竟应当表现的是“大我”还是“小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一时是不容易得出一个公认的标准结论来的。因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走着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任何人也无法规范出一种亘古不变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其进行马拉松式的争论,不如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来加以研究,从中探讨诗人的“自我”是怎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怎样地影响着和决定着他创作的基调的?它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吗?作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就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使     

论孙祚民的“封建政权说”

孙祚民的“封建政权说”在二十世纪的史学界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大多数是反对的声音。尽管他一开始是以“封建政权说”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而且大多数学者也是从他的“封建政权说”角度来进行商榷和批判的,事实上在他的“封建政权说”之中还包含着转化的思想。     

谈“三主一体”备课法

特级教师钱梦龙曾经概括出“三主”(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思想。“三主”这一精辟的教学过程论,对备课活动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因为备课是对课堂教学的整体设计。“三主”是相互联结为整体的,是在特定的动态系统中体现的。备课中使“三主”在教案中和谐统一地体现出来,这就是“三主一体”备课法。     

“文责”究竟由谁负——基于“文责自负”与“文责共负”的争论

阐述了关于“文责”由谁负的两种观点，结合在出版界引起争论的“文责”是“自负”还是“共负”问题，分析了对于“文责自负”和“文责共负”的认识误区，认为当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出现错误或侵权问题时，作者与出版者或编辑者都应该对作品的“文责”负责，谁都不可能推卸责任，但各自所负的“文责”不是不分彼此的“共负”，而是在分清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指出，编辑者要想尽量减少或避免“文责”，就必须恪守职责，严格把关。     

高师音乐教育中的“师范性”与“专业性”

长期以来，高师音乐教育在办学思想上一直存在着“师范性”与”专业性”的争论。持“专业性”观点的人认为，教师必须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准才可以游刃有余地胜任教学任务：持“师范性”观点的人认为，只有重视和突出师范特点，才可造就音乐教师。事实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大可不必，这完全是因为许多人对高师音乐教育的理解存在一种遮蔽。我们大可以敞开心扉，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正确理解这两种思想，进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     

浅论“主之谓”词组

古汉语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主谓词组中间加“之”字,构成“主之谓”格式。对这种格式的主谓词组,杨伯峻先生《文言语法》中说:“之又可以置于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的用法是把主语似乎变成了与领属性同型的附加成分而句子变为子句。”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称之为“组合式词结”,吕先生说,组合关系(即偏正关系)所形成的词群,叫词     

对“礼”的文化机制本身的批判

在抽象的宏观的层次上讲“中国文化”、“文化心态”、“国民性”,正如抽象地谈论“文化”一样,固然有自身的价值,争论纷纷也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其实又是件十分具体而世俗的东西,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眼中是如此,“如古迪纳夫(1961年)所说,(文化)这种知识提供了‘一些标准来决定是怎样……可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该怎么做……以及应如何对应等等。’”每个人在具体而委琐的日常生活中,每一行动的瞬间,都面临着这些问题,通过判断和决定,他做了,于是他的行动呈现出一种“文化型式”,千千万万同     

转“误”为“悟”

《一面五星红旗》（义教课标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公开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学生认真地默读，听课的老师仔细地记录着。“老师，老师。”一两个嫩嫩的声音忽然划破寂静，声音虽小却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发现”与“转变”——曹禺剧作技巧举隅

戏剧家在处理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守密”,即剧作家始终不把人物纠葛的真相和结局透露给观众,让观众和剧中人一起坠入五里雾中摸索,如波瓦洛所说:“要纠结得难解难分,把主题重重封裹,然后再说明真象,把秘密突然揭破,使一切顿改旧观,一切都出人意表,这样才能使观众热烈地惊奇叫好。”另一种方法     

王季烈“主腔说”理论之探讨

著名昆曲理论家王季烈在《螟庐曲谈》中首次提出“主腔说”。“主腔说”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意义。后人在王季烈“主腔说”理论基础上,对其作了更详尽和科学的阐释,并放之于实际创作中,切实地解决了昆曲曲牌的联套问题。     

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目的论析

范长江西北采访是否存在“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目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见。争论关系到对范长江红军长征报道的评价问题。在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所形成的新闻文本中,有大量的对其新闻目的直接表述的文字,足证这一新闻目的的存在。否定论者提出的几个论据及其论证,都缺少推翻这一新闻目的存在的说服力。     

试论广东的“主僮”

广东“主僮”是研究广东壮族历史压族源的关键。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资料,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予以论述。文章提出广东“主僮”分布于德庆、封开、怀集和连山一带,由粤地土著古越族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文献记载中的僮多与他们有关,明弘治时,他们开始进入国家编户,至清初已大部分融合于汉族。“标话”集团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主僮”的史影。     

“小巷总理”故事多

她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每一句朴实的话都温暖着百姓的心；她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动着社区的居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赞誉和衷心爱戴，社区居民亲切地称她是“社区110”“当代活雷锋”，她就是江西省丰城市剑南街道东郊社区代主任胡萍，发生在她身上的社区故事，数不胜数。     

浅谈邓小平“搞争论”与“不搞争论”的思想

“搞争论”和“不搞争论”是邓小平理论中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两个重要思想。一方面,两者是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搞争论”是针对原则性问题而言,“不搞争论”是针对策略性问题而言;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相互统一的,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观众、读者是“上帝”?

近年有人提出这么个“信条”:“观众是上帝,读者是上帝”。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错误的。 “观众、读者是上帝”这个话,据说是从日本人的“顾客是上帝”的口号演化而来。可应当知道,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商品,需求和物质需求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文艺创作、演出不能一味地投观众、读者所好。这中间有一个摆正文艺、文化工作者位置的问题,尊重观众和读者是一回事,但决不能把自己看作芸芸众生。我们要尊重自己,认识自己应是为朋友、知音贡献好的精神食粮的“灵魂工程师”,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对把观众、读者当“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