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论甲骨卜辞、铭文及神话对历史叙事的影响

从中国古代叙事文体自身的发展来看,周代铭文基于在汉语语境下历史叙事的本质性要求,为其后的历史叙事形态确立了整体性的时间观念.在将这一观念外化为纪传体例的文体特征方面,由于"巫(史)"同源的历史现象,甲骨卜辞的文体构成形态有具体和直接的影响.同样,"巫"与"史"的历史渊源,使历史叙事与神话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神话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历史叙事的空间化结构.     

表述未知世界的隐喻方式——论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

本文从叙事文体的角度,通过对劳伦斯小说文本的分析,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准确性,阐明劳伦斯小说叙事文本中存在的变异,即劳伦斯叙事文体中的圣诗。论文也表明,由于圣诗所发挥的隐喻性作用,人们才得以理解劳伦斯作品中那难以言述的可称之为未知世界的原始之境,而这些恰好构成了劳伦斯作品的核心意蕴。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

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极度繁荣,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关注,同时,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向来被正统文人鄙弃而对其理论总结相对单薄,由此给人造成错觉,似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极不发达,难以与西方叙事文学相媲美。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是由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两部分构成,叙事文学的繁荣也与叙事理论的滞后不成正比。从总体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并不弱于西方古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叙事文学。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     

论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文体互参与叙事特征

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习见现象,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便不断地融合史传、诗歌、辞赋等诸多文体,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民族特色。骈文与小说相互渗透,便形成了一种以对偶句式为主、注重用典、藻饰、声律的文言小说类型,即骈体小说。中国古代骈体小说情致婉约、摇曳生姿、气韵曼妙;与散体文言小说相比,骈体小说在景致描写上也尽显神韵,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然而,骈体小说在叙事上却存在先天劣势,它们注重铺排场景和抒发情志,以求延缓或中断读者的阅读进程,使其流连于骈体所营造的审美共时性空间之中。所以,在对中国古代骈体小说进行规范衡量与价值判断时,应充分认知该文体的审美特征与叙事风格,唯此才能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与理论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变迁的文化机制

作为文化产品的小说文体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又由于新的文化场的出现而发生变迁。历史叙事与说书艺术孕育和制约着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文体的建构,在语言表述、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与西方小说文体迥异的语体和体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

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了文学观念,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变革。近代小说文体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小说类型扩大,出现了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叙事模式出现了限制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和倒叙等;长篇章回小说体制的冲破;汲取西方小说艺术技巧;环境描写的加强。这一切都为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过渡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中国小说在近代化进程中跨出新的一步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中国古代判词的文学化进程及其文学品格

在中国古代诸种文体中,判词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与碑铭、书信、奏章等兼具实用性和文学性的文体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法律文书到文学样式的渐进改造和转化过程。遗憾的是,尽管早在宋代,郑樵就在其《通志》一书中将“案判”列为艺文的一类,在明代,吴讷、徐师曾在其《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中将判词列为文章的体式之一,也尽管判词具有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直到今天,有关判词这种文体本身的发展演变、文学品格及其与古代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却远未得到研…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在史传与小说之间——传奇小说的文体与观念

从文体形式上说,传奇小说蹈袭了史传的叙事传统,它把史传的叙事体式和方法运用到传奇文的写作中,并始终与史传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文学观念上说,传奇小说无论是唐人小说,还是宋元话本体传奇,或者清代笔记体传奇,严格地说,都是传统笔记小说之外的文体,代表的是非正统的小说观念。史传文体与非正统的小说观念的融合,不仅创造了传奇小说文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先秦两汉赋体寓言与诗体寓言叙事分析——以《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为中心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著作。作为赋体寓言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叙述者俳优,营造出了对话体的叙事场景;《焦氏易林》作为演《易》之文,是我国古代诗体寓言发展的最高峰。其四言韵语、声画相交的叙事空间和＂似谶似谣＂的话语模式,构成其鲜明的叙事特征。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模式,凸显了寓言作为早期口传叙事文体所兼具的声符语言和图符语言的叙事方式。通过《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中的典型案例,对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     

文体的边缘之花：略论诗化小说的特征与概念

诗化小说是诗歌和小说两种问题融合而成的新文体,对此文体的理解众说纷纭,笔者重新对其特征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如诗性思维、意象抒情与叙事、整体意境的营造、语言诗化、情节淡化、叙事节奏缓慢、叙事信息密度小以及始终灌注的诗性精神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诗化小说的概念。     

叙事学中"时间范式"的发展

从经典叙事学到当代叙事新理论,叙事中的时间范式一直是人们关注思考的焦点.托多罗夫、热奈特、巴尔是本文章重点讨论的经典叙事学家,他们对叙事文本时间范式的思考代表了经典叙事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就.上世纪九十年代叙事学在西方重新兴盛,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在继承经典叙事理论的同时,对其与历史、文体、社会等的关系进行思考和讨论,突破了经典叙事学结构起来的整体的、内在的、纯形式主义的藩篱,再次把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等语境结合起来.后现代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马克·柯里等人通过他们的著述探讨叙事学中的时间范式在新背景下的发展状态.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