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视野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再探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行为规范模式。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两者在产生、性质、功能、运行机制、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其共性,而在人性预设、产生顺序与方式、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对象范围与方式及其力量、社会作用大小等方面却有其个性。道德与法律具有多维互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无论是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制与道德建设。还是治国模式的坚持与贯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道德权利的特点探析

道德和法律是调节人的社会关系、规约人的行为选择的两大基本文化形态和规范体系。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对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界定和维系。其不同点是:道德规范大多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主要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而法律则需要国家的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的强制力量加以维系。因此,与法律权利相比较,道德权利具有以下特点:道德权利的产生具有多元性和自发性、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和非对应性、道德权利的实现途径具有多重性、道德权利主体具有自择性等。对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有利于正确理解道德权利的基本特点,进而有利于促进对道德权利及其相关问题的准确把握。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目标模式建构

目标模式包含内在结构、基本特征和价值实现三个基本范畴。农民工的道德融入包括道德基础与道德个性两个层面和道德融入、道德人格、道德习惯三个方面;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目标模式具有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自主性与社会性统一、现实性与先导性统一、开放性与可调性统一、配合性与综合性统一等五大基本特征;构建农民工道德融入目标模式应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加强宣传引导、环境塑造、道德教育、完善规范和加强法制等。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摘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价值与实施机制

公司社会责任作为或者主要作为道德伦理范畴的概念,进入《公司法》后,就不应仅仅停留在道德宣示层面,它作为《公司法》总则明确的一项法原则,具有了法的内涵和效力,要承担起法律所赋予的功能。文章从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价值、法律结构和实施机制方面深入分析,以期推进对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功能和效力模式的探索。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法治文化:特质、功能及培育机理分析

理解法治文化的特质,重点在于把握法律的人文属性与道德意义、优良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而不是人以及法律只是社会底线道德等三方面内容。法治文化的功能表现在,有利于推动价值论法律观确立;有利于深入"法的精神"层面推动法治建设;有利于推动法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化。法治文化的培育机理寄寓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与实践理性之中。在法治文化培育过程中需要保障社会关系和谐,需要确保法治政府,需要有信心和耐心。     

规则差异：司法裁量与法律原则

关于法本质的传统争论之一关涉到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问题。而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能够在关于法律解释所具有特性的论争语境下得到更好地理解和评述。因此,从规则模式,法律实证主义和规则怀疑论者,疑难案件的不确定性和司法裁量权,规则和原则等方面论述了有关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可欲的。     

论法律的伦理学问题

<正> 在人类社会中,法律与道德都是作为调节或制约人们行为的规范系统而产生和起作用的.作为两种在社会中同时起作用的规范现象,法律与道德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同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在本文中所集中探讨的法律伦理学问题,并不是局限于对这一关系的一般解释,而是力图基于法律与道德的这种同异关系,而进一步探析法律及法律行为所包含的道德问题.     

法律正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缓和——由许霆案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思考

正义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关于是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常常不是融汇贯通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安定性的法律正义与演变中的社会正义不断产生冲突和悖反。社会变迁中的正义冲突只能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     

对现代颓废群体的道德分析

通过对现代社会中的颓废问题与其群体的多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类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选择了以颓废为其生活观念、心理模式和行为方式.他们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萎靡不振型、反叛型、犯罪型.产生颓废这一社会道德问题的原因,与人的道德化过程的恶中边缘化相关.而其所形成的颓风,对那些处于还不成熟、性格较为软弱和弱势群体中的人具有不良的影响.     

信用的法律约束与道德约束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问题的根本是围绕经济利益产生的。法律规定了权利、义务、责任,而利益规则却是法律规范制定的基础。信用必须依靠法律保护与约束,不然只是空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出现许多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信用问题,因此,相关的法律制定应具有一定"超前性"。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约束并不强求市场参与者都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但应遵守公平、公正、守诺等起码的信用道德,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应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德法互动"以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促使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与此同时,也应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路径对策及模式

人口老龄化问题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对老年人权益加以关注。老年人权益保障具有其人道主义道德基础和社会契约理论基础。借鉴老龄问题出现较早国家特别是日本等国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实际,从完善和落实与老年人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入手,同时也要加强社会机制和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从而使老年人权益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其路径包括法律途径和法律外其他手段,如社会保障、文化道德建设以及自我保护方法等。而从模式上,则有自力救济、家庭帮助、社会救助和政府作为等,我们提倡综合运用上述各个模式的有效结合来加强对中国老年人权益的保障。     

道德治理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比较

目前对道德治理存在着手段性解释、对象性解释和统一性解释。基于统一性解释并从现代治理理论视域来理解,道德治理就是社会多主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化解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以促进社会与个体共同发展的动态过程。若要深刻理解道德治理的内涵,还应在道德治理与以德治国、道德建设、法律治理、道德教育与道德赏罚等的比较中来把握。     

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

法律不被信仰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国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从传统文化视角解析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主要缘于以道德手段为主的社会调控模式,削弱了大学生对于法律的信赖感,"刑"与"法"概念的混淆降低了大学生对法律的亲切感等。从根本上认清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原因与文化背景,对于有针对性地培育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具有积极意义。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道德控制的超越和创新--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社会学解读

文章认为 ,既有道德控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前提、定位、标准、方式和目标等五个方面。《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针对这些主要缺陷 ,并依据现时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 ,进行超越和创新 ,建构的前提从“道德人”向“社会人”回归、道德控制以完善法律控制和组织控制为基础、统一的多维评判标准体系、加强道德控制的制度建设和建立相应的道德组织机构以及道德目标的重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