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论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策略及其现实困境

左翼电影文本指左翼作家及其同路人参与制作的进步电影。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话语,左翼电影采取了一系列的话语建构策略：采用暴露性的策略直接宣扬阶级意识与民族解放斗争;通过探索女性命运来达到社会批判或者意识形态规劝的目的;以电影歌曲来传达政治观念。但左翼电影在建构其意识形态观念时也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外,与左翼作家本身的唯物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左倾观念有着重要关系。政治上的急功近利使得大部分左翼电影颠倒了艺术与政治功用的关系,忽视了电影的娱乐功能。     

左翼思潮与上海电影文化——以《神女》为例

近年来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研究,有某种"去政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或从微观上发掘左翼电影与鸳鸯蝴蝶派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把它们共同归于"商业化"氛围的同时取消了政治的作用;或从宏观上强调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其深厚的电影文化积累滋养了左翼电影,同时也软化了它的政治锋芒,甚至认为电影文化传统起到了某种纠正政治偏颇的作用……上述研究确实对我们在更宽广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左翼电影"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那么,它在中国电影历程中的独特地位该如何来界定呢?本文认为,上海电影文化以及鸳鸯蝴蝶派电影固然对左翼电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是,左翼电影却因一种新的"政治"视角介入,超越了当时的商业电影,"回溯性"地将上海电影文化中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而创造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高峰.本文以左翼电影中较有代表性的<神女>为例,对些进行了分析和阐明.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焦素娥东西方电影，由于文化传统、时代背景、电影观念等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构成了世界电影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然而发生在中国３０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与发生在４０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影戏、吸引力电影与公共空间

中国电影发轫早期侯耀等文人即提出了“影戏”这一概念,意图将电影这一新媒介在地化。这种“影戏认知”揭示了早期中国电影人及受众对于电影的理解方式,也即将电影与杂耍、书写、阅读并置于纠缠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复杂话语网络之中。基于此,对于早期中国观众而言,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像奇观,更超越了画面本身,而与阅读、收藏、书写等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早期电影人也试图凸显电影的社会功能,以此来规训这一新媒介。影戏认知所揭示的正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焦虑这一问题所给予的想象性解决方案。20世纪对“现代”的追索过程中,电影成为了对现代性进行想象,并进而间接地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现代化的有力媒介,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及其电影实践正建构在这样的认知和历史环境之下。左翼电影延续并强化了电影与书写、阅读、叙事的密切联系,同时经由对“看”与“读”的重要性的解读和调整,描绘了左翼人士对于中国何以借由电影触及现代以及对现代性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借由软硬电影论争和丰富多样的电影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在电影领域开辟了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为针对于中国的现代、现代性道路之一问题的多元异质性话语留存了空间,进而使得左翼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广到电影实践,促成了民族电影影响力的扩展。     

个性的发现与失落--再论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

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既是有意识的择取更是时代规约的结果.在与左翼文学疏离的过程中,现代派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与左翼文学的融合则使其艺术个性逐渐消亡.由于现代派的渗透,左翼文学也开始反思自身的公式化、概念化弊端,在不断丰富其艺术表现手法、形式的同时获得了人性描写的深度.     

阶级意识与性别呈述——也谈左翼电影的政治性

左翼电影作为民族危亡之际以抵抗内外统治者为主旨的社会文化实践,无疑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因而不能被"去政治化",也不可能被简单地"去政治化".因为即使以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甄别、梳理出左翼电影中诸多"鸳蝴派"的因素或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也必须回答:在社会和文化市场并不缺乏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左翼电影为什么别有一种吸引力?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不应一概而论,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干扰外,在本文的视野中,这一切并同时和它性别呈述的"高下"密切有关.如果说左翼电影在其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同时颠覆或改写、复制着男性中心的父权与夫权意识,那么其不同倾向的性别呈述也同时促进、或削弱着它的政治性.     

纸上硝烟:《现代电影》发起的“软硬论战”

作为"软性电影论者"进攻左翼电影理论的阵地,《现代电影》杂志长期遭受主流政治的压抑和遮蔽。今日重读《现代电影》,不仅能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理解20世纪30年代"软硬论战"涉及的艺术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还可以捕捉当时的革命小资产阶级进步电影人转变的身影,乃至欣见闪烁其中的反帝政治、受众研究。     

孤岛时期的新华公司电影创作与艺术创新问题

任何发生在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创新运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的语境当中发生的,并通过具体的电影艺术作品在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互动当中得以实现。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历次的艺术创新运动莫不如是。由此,本文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考察孤岛时期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创作也从这个路径切入。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从《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女性观的两次激变至关重要。蔡楚生拍摄于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形象地诠释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对五四时期生成的自由女性观的取代,在艺术层面上前瞻性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作为革命主体与真理生产程序的电影艺术——对影片《满江红》的一种哲学解释

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站在事件哲学的基础上,将电影看作最普遍的、能够生产真理、帮助实现革命主体构建的艺术形式。他认为,主体问题是电影和哲学中的主要问题。在其哲学理论中,他将主体划分为愚昧主体、消极主体和忠实主体,其目的是探究革命主体如何生成的问题,而电影可以更加感性和具象化地探索这一生成的可能性。影片《满江红》中的“孙均”一角正是以影像的形式呈现了消极主体向忠实于事件的革命主体的转变。其角色背后更是蕴含了世界逻辑的转向——从必然性本体论到偶然性本体论。这种本质性的呈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电影艺术承载了能够生产真理的想象力,但并不是所有影片都能展现这种能力。在巴迪欧看来,只有那些蕴含哲学情境的影片才能成为生产真理的电影艺术,并成为帮助我们构建革命主体的重要力量。     

1930年代上海左翼大剧场公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问题

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戏剧运动,与新兴的电影工业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电影工业一方面是左翼剧运需面对的一种强大的收编性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明星制度与市场运作方式上给它提供了启发,使其实现了繁荣的大剧场公演与初步的职业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左翼剧运由漂浮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激进的"梅耶荷德倾向",逐渐移动到社会结构内部;演员经由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学习,也自觉地深入到角色内部,追求"灵魂的化装",磨砺了演剧艺术。但左翼剧运还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结构,剧坛纷争此起彼伏。     

民众戏剧:话剧走向“旧形式”——论30年代“戏剧大众化”的艺术自觉

长期以来,以左翼戏剧为主体的30年代话剧被认为是与民族戏曲尖锐对立的.左翼戏剧曾将“促成旧剧及早崩坏”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在当时左翼民众戏剧不能走向大众的困境中,在梅兰芳访苏演出赢得世界影响的赞誉声中,左翼戏剧家对戏曲及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索.话剧走向“旧形式”,便成为30年代左翼民众戏剧的艺术自觉.     

走出低谷 迈向新世纪──从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谈起

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适应关系。这种适应，主要是指电影作品与受众审美情趣、欣赏需要的吻合；受众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水平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导引；以及受众对电影作品的欣赏、认同和接受。电影艺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受众，而且需要超越受众，提高受众。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在超越指导下适应。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还体现为受众对影片的反馈，即受众对接受客体的具体化──再创作。对同一部影片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反馈。通过受众反馈可以了解一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掌握受众不同的接受层次。高层次的受众反馈是传播电影文化的春风，也是电影艺术珍品的催化剂。总之，电影创作与欣赏活动，是一种以电影作品为中介，相互促进，循环提高的精神活动。并由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求新”的艺术精神，推动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现代派与左翼文学的疏离与融合

现代派在与左翼文学疏离的过程中,也显示出与之融合的事实。在革命文学主流熏染下的现代派文学对都市文明下的阶级对抗并非熟视无睹,并曾作出某种超越自我、融入主流的尝试;现代派对都市现代性的敏锐捕捉及对都市灵魂的出色刻划也给左翼文学以显明影响,左翼作家在宣示都市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现实时也时而逸出阶级性的固有轨迹,展现都市的力与速、光与热、个体的孤独与沉沦、灵魂的扭曲与病态,体现了与现代派文学的某种一致性。由于左翼文学的熏染,现代派拓展了其艺术视野;由于现代派的渗透,左翼文学获得了人性描写的深度。30年代现代派与左翼文学抗衡、共生、互动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论左翼作家之政治趋向

在残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世俗化、大众化作为仁人志士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救国使命,决定了左翼文学突出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个体趋向群体、社会价值疏淡文学价值、"社会化"倾向加重。本文着眼于政治文化,通过文学与政治之关系探讨来解析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因由和影响,力求真实再现其历史本貌和本质。左翼文学作家的政治化倾向客观上限制了对艺术本质探索和审美追求,以及艺术个体自我的个性发挥,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对于贫穷落后的平民文学,左翼作家却做出了历史性的功绩,对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莱坞经典传记片的真实与虚构

传记片是历史人物与现代电影艺术结合的产物,其内在特殊的规定性构建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之间独特的传记美学。好莱坞电影人在试图诠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美学命题过程中,对于电影内在的美学特质进行了一次重新解构与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