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感情的型”看李长之的传记批评

在李长之的批评实践中,传记批评分量最重、最具影响。李长之的传记批评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他以“感情的型”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通过“感情的型”沟通作家人格和作品风格,进而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李长之传记批评中蕴含的审美教育理念,是在中国儒家哲学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     

走向学术化的批评：苏雪林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发展进程中,苏雪林1930年代的作家论以其特有的史识意识、细致周详的理性评析和比较视野中的感性言说等个性化方式,完成了作家论批评体式的基本架构。正是凭借这种虽不完美却独具特色的走向学术化的作家批评实践,苏雪林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作家论发展史上的一席之地。     

立足于文学本位的审美批评——沈从文1930年代的作家论研究

在1930年代多以阶级的意识形态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沈从文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试图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论,以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感悟印象式的批评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相对忽视文学独立性的缺憾,而且批评者尊重自我文学感受和维护文学本体性的批评文本,在表现批评主体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的同时,亦体现出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     

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孕育萌生——关于1917～1927年的作家论研究

在文学批评全面现代转型的自由多元的批评语境里,1917～1927年的作家论体现出的反叛传统、吸纳现代批评新质素的努力,使其在批评观念、批评方法、运思方式、批评对象及批评话语等方面皆显现出了某些异于中国传统作家论的现代新特征,为后来现代作家论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幻美旅者的批评之旅——唐浞194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1940年代以政治批评为主体的作家批评氛围里,执着于探寻艺术之美的唐浞,以“人”为主题兼及现实关怀的批评实践和形象诗化的抒情性言说,实践着自己作家批评的幻关追求。显然,正是用这种深情歌吟自己美学追求的批评文字,唐浞在把握时代与艺术的跳动脉搏中,为1940年代的作家论舞台留下了一位幻美诗人绚烂而璀璨的探索足迹。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     

梁启超与中国作家批评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生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撰写的富有鲜明现代价值取向的作家论,在批评观念、思维方式、概念术语和批评方法等方面皆显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诸多新质素。这种奔突出中国作家批评之固有体系、富合现代特质的作家论写作,无疑使梁启超成为催生中国作家批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先驱者。     

从创作“谈”到小说“课”——驻校作家制与作家批评的复兴和塑形

新世纪以来,众多知名作家纷纷以"驻校作家"的身份入职高校。他们在持续进行职业写作的同时以发表读书笔记、出版文学讲义、编选文学经典等多种形式参与文学批评活动,不仅成为一种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已成为一种革新文学批评模式的文坛现象。这种以作家为中介的驻校制度,连接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大学校园的文学教育,实现了课堂内外的联合、批评与实践的沟通。当代作家借助驻校制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批评实践活动,丰富而立体地整合了当前的批评资源与批评话语,为复兴文学批评的文化建设与价值传播功能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     

“新道德主义与当代文化批评”笔谈之二：“新道德主义”的哲学批评

从标举"新道德主义"的人文旗帜看,<一个新道德主义者的生命本体论>一文当属<新道德主义>这本文集中最重要的篇什.     

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

发生在３０年代的“软性电影论”的争论,是建国前中国电影界涉及电影理论问题的最大的一次争论,由于过去一直以单纯的政治视角来对待,从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价值,也遮蔽了“软性电影论”背后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的一种新型血肉关系。“软性电影论”者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同时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遣性特征,反映了整个海派文人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自有其理论贡献。但由于它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激进的革命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偏移,既在横向的时代处境尴尬,又在纵向的历史上错位,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     

胡风、许杰、苏雪林和穆木天的作家论

本文根据胡风、许杰、苏雪林、穆木天四人对周作人、林语堂、张天翼、沈从文、徐志摩五位作家的专论,就作家论的批评立场、思想视角及对于理想美与艺术美的价值评估等方面作了评析。     

“距离”美学中国化早期的批评实践——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以“距离”为核心观念对鲁迅性格中的诗人特质与其创作中的“纯艺术”作品做了精彩的阐发和论析,是“距离”美学思想应用于实际批评的最初尝试。分析《鲁迅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距离”美学思想,不仅对研究基础极为厚重的鲁迅研究有所启发,也为“距离说”的中国影响及其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     

茅盾前期文学批评观的转型与作家论的视角

本文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作家论的代表性批评家茅盾的前期文学批评观的发展和转型,以及这种发展和转型对于建立他的文学批评本体观念的作用,进而研究了茅盾批评本体论在作家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史论”的笔法;“史论”笔法奠定了茅盾作家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评价尺度,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     

写“不写之写”,书“书中之书”——论作家批评的“补白”之道

当代作家转向文学批评,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常以书写批评对象中的"不写之写"为特征。在此过程中,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不仅以逻辑经验为据,补写了批评对象中的"飞白之地",而且还以细腻缜密的逻辑推演,一再扩充、重写了文学经典。然而,尽管这种文学批评能以"补白"之道,发掘出经典作品的潜文本这一"书中之书",但格非和毕飞宇对逻辑经验的极力推崇,却也令他们的艺术创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批评的霸权。     

“论”与古代文学批评之形态演变

“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形态之一,长期以来因其形式的独特性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形式之历时性演变为论述视角,通过对“论”的概念界定,及其内在演变规律的把握,试图揭示出“论”的纵向发展脉络“,论”之独特性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五四”文学批评背景与中国现代作家论的诞生

“五四”文学批评形成以胡适为代表的“客观”批评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主观”批评;这些批评在某些方面暴露了主客观分离的缺点;茅盾提出“印象”批评的美学观,这是“五四”文学批评新的评判支点;从批评本体论的调整到作家作品论的诞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登上新的台阶。     

再论1930年代“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933-1935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软”、“硬”电影之争。这次论争在左翼电影批评家与软性电影论者之间展开,涉及到电影艺术的本质、内容与形式、艺术性与倾向性、批评的基准等问题,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政治立场、文学与艺术观念以及电影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场论争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左翼电影理论与批评、软性电影理论与批评、左翼文艺理论及新感觉派的文艺观都提供了有力的参照和依据。     

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论李广田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批评

李广田是20世纪40年代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他的诗评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审美批评既有超越又有继承:在批评标准上,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性,又对诗歌的形式和诗性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批评的风格上,既以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见长,又包容了许多直观感悟和印象批评。李广田的新诗批评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造就了其独特性,并使之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典型的京派批评相比,它在理论上多了些明晰和深刻;与当时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相比,它又多了些灵性和美感。     

“想象批评”：背景、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代文学批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意识形态批评,其次是道德批评;上世纪初及80年代以来,引进西方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出现了运用各种理论来演绎批评作家作品的分析批评。这几类批评都不是从直接的作品阅读体验出发,而是从作品外在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或是某种抽象的理论形态出发,用作品来验证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或某种理论,文学价值附属于意识形态价值、道德伦理价值或是某种理论形态价值,忽略了批评家的阅读快感与想象力的创造活动,扼杀了文学批评活动的生命与活力。对此,应改变现代批评的外在判断属性,回归文学作为人生体验、想象创造与语言媒介的本性,重构想象批评。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