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生彘肩”

《语文学习》先后刊载过几篇关于《史记·项羽本纪》中“生彘肩”的解释文字。我对那些文字,有两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语文学习》一九八○年第十期方楫的文章,解“生”应是“全”字传抄中的误写,此说见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余行达的《〈鸿门宴〉》注释商榷》一文,并非新解。又据我所知,解“生彘肩”为“不熟”的彘肩,亦早见于《康熙字典》“生”字条。 二、《语文学习》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所载     

典故解析

原文(甲)曾子杀彘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而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西周的“国人”与“彘之乱”

关于西周“国人”的成份,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史学界已讨论多年,迄今未成定论。因为这一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对厉王时期“彘之乱”的性质,各家看法很不一致。范老认为,“工商业者住在大邑,称为国人”,“彘之乱”是一次百工和商人为反抗厉王过度勒索而举行的起义。郭老认为,“所谓‘国人’指的是周王国和诸侯国的国都内的居民,其中包括     

“小彘”趣事

“小彘”是谁呢?告诉你吧!“小彘”是我的朋友——佘鹏。他的体重夸张一点说,那是相当重了。所以,我给他起了绰号——小彘。我觉得“小胖猪”之类太俗气。当初,他听了“小彘”这个美丽的绰号,相当地气     

肩水金关汉简《所寄张千人舍器物记》名物词语考释——兼补胡永鹏《读〈肩水金关汉简（贰）〉札记》文意

《肩水金关汉简（贰）》73EJT24：247与73EJT24：268简缀合而成的《所寄张千人舍器物记》,记录器物十余种,另有其他名物词语多个,今人理解颇多困难。现对该文书所见名物词语尤其是＂复、参靳、亶带、厺闾、 ＂等试作训解。通过古代字书、韵书等传世文献,以及河西简牍中的相关用例,证明＂复＂为裹革之轭,＂参靳＂为骖马的胸带,＂亶带＂为檀车之带,＂厺闾＂为盛放饭食和谷物的筐具,＂ ＂为＂鑡＂（亦即＂凿＂）的异体。     

肩部形态特征与服装纸样的关系

分析服装上衣结构纸样设计,除正常体肩部外,常见的种肩部形态特征有:平肩体、溜肩体、高低肩、冲肩体四种类型。对肩斜角度测定和实践检验来辨别肩部的形态,并进行了简要的研究和分析。举例分析,正常的肩斜角度一般分为17°~19°。论述了如何根据肩部形态来矫正与之相适应的服装纸样。重点分析肩部形态的着装效果和与之相应的纸样修正方法。     

爱的三重名义——论吉狄马加诗歌情感意向的演进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使＂对母性的爱＂、＂对民族的爱＂与＂对世界的爱＂三种相关主题呈现出层层演进的关系,并通过多维度的表现途径,使诗作中的情感意向最终表现出＂母亲之爱、地域之爱、世界之爱＂一脉相承的精神气度。     

“豕、彘、猪”的历时演变

先秦时期"豕"是"猪"范畴的基本范畴词,而"彘"大约要到战国中晚期才进入此范畴.汉代以前,"豕"为通称,"彘"基本只指家猪."猪"虽然在西汉之前的文献中不多见,但零星的训诂材料说明其一直行用于口语中.最晚到三国时代"猪"已经成为本语义范畴的基本范畴词.同时,传统同义词辨析中那种认为"猪"指小猪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龚自珍人性论思想浅析

龚自珍以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为利器,对儒家先验的＂性善论＂进行了否定,并在＂公私之辩＂和＂理欲之辩＂领域内对程朱理学悖人性非人情的特点进行了深刻揭露,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地位,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之"国立化"进程

自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国民政府势力开始对东北大学进行浸染与渗透,因东北地方势力依然强劲,故只呈现出＂虚位的中央＂之状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内迁关内,财源断竭,国民政府对东大资金援助并加强对其控制,东大成为＂名义上的国立大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国民党得以对东大施以全面整顿、最终接管,使之完全变成国立高校。在东北大学＂国立化＂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及东大内各派系之冲突,并对东大此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理论的后现代发展——兼论中国文化为何缺乏崇高观念

＂崇高＂是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奥塔重新阐发了康德崇高理论中的＂不可表现＂、＂否定表现＂等概念,利奥塔的崇高理论目的在于以对＂不可表现之物＂的呈现来挑战总体性和抵抗非人的状况,崇高在艺术层面上表现为对形式本身的追求,在形式对意义的悬搁中和不断创新之中实现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利奥塔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来重新探讨崇高问题的,但却把康德崇高理论中理性、道德的内涵放逐了,这导致了后现代崇高走向虚无的可能。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属西方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并没有西方之＂崇高＂范畴。     

话“径”说“园”——来自现象学语境中的解读

在现象学语境下对中国古典园林路径进行解读,从物我关系角度探讨园林路径之＂源＂起;以生命轮回意识看园林路径＂圆＂之循环模式;透过园林路径与＂天地人神＂四者之＂缘＂探寻其空间赋形机制;由人对自身存在的时间阐释揭示园林路径对于时间的＂援＂引,旨在以现象学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及建造意识,反思其本质,并从中发掘创作灵感,对当代建筑及园林创作具有跨领域、创造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上帝之声”到“自我指涉”内心之语——浅谈20世纪90年代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叙事模式及缺憾

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拍片之初呈现出一种游离于体制边缘的激进姿态,并借鉴＂真实电影＂或＂直接电影＂的叙事模式来对抗主流专题片中权威的＂上帝之声＂。然而,独立纪录片作者＂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过度依赖拍摄客体的＂言说＂却让中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憾。经过自我反省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表现出对＂回到自身＂的渴望以及对＂个人化的写作、自由的表现＂的诉求。中国独立纪录片呈现出多样化、多声部的发展态势。中国纪录片的声音也由＂上帝之声＂演变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内心独白。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从“尊重”到“尊严”——“福柯现象”与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迁跃

＂福柯现象＂指因刻意选择某种超出俗常的生活方式而导致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性结局。此种现象较之伊索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有着更大的复杂性,是生命伦理学现今公认的＂尊重＂原则所难以充分容涵并积极对待的。因此,从提升解释能力和彰显＂学说性＂的角度着眼,有必要实现从对＂尊重＂原则到＂尊严＂原则的迁跃。     

王勃文学价值观初探

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文学创作未见多少＂文以载道＂气味,其文学理论却给人留下强调教化作用的印象。全面考察其文学思想,的确存在＂文章经国之大业＂,若非＂甄明大义＂＂平章邦国＂则不足道的鄙薄＂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论,同时却又存在喜爱诗赋并激赏和极其尊崇＂缘情体物＂创作才能之语。这种矛盾性言论,包含着他对诗赋美文区别于、独立于经国之文而自具艺术特殊性质和价值的深刻认识。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要求诗人在性、情、学三方面都达到＂穷＂的境地,即具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和＂偏诣之学＂,至于际遇之穷反而是次要的。这一诗学观念与钱氏所处之时代和个人际遇密切相关,也是其整个诗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缩影,它将＂穷＂的范围扩大并重点落实在诗人本身,从而大大丰富了＂穷而后工＂这一中国诗学古老命题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