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模式略谈女性生存

在“十七年”小说中,集体话语的权威日渐统领于小说人物塑造的细枝末节,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消逝于带有政治性与概念性的符号图解之中。而在以男性作家为中心建构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女性人物开始确立自我主体意识,拓展属于她们的言说空间,从中可以内观到女性在独立于意识形态符号下可喜的生存空间。但这空间是狭小的,一部分原因是男权话语的钳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女性自身对个人主体性的主动贡献。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如何深化“十七年”的小说研究

“十七年”小说研究在当下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相对于小说文本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言，对它的研究仍然具有拓展的空间。我们既要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和审美现代性角度估价“十七年”小说，更要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体察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镜像的复杂纠葛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努力建构，而不是简单肯定或者片面否定，否则．我们又将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而难以自拔。这就要求我们在细节化、个案化和方法多样性视点上切入“十七年”小说研究，从而在宏观研究与微观观照视阚中推动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十七年”捍卫模式戏剧的创作范式及价值体系研究

捍卫模式戏剧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重要形态之一,其创作贯穿了整个十七年时期,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催生。捍卫模式戏剧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征,在内容上展示了敌人对国家安全的破坏以及军队和人民的捍卫和抵御姿态。考察捍卫模式戏剧的创作范式及其所建构的价值体系,有助于认识戏剧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从题材选择、人物形塑、历史背景等各个方面的呈现方式和主要特征,客观审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刘绍棠“十七年”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及其艺术功能*

刘绍棠“十七年”乡土小说中存在着政治话语与审美话语的纠结,其小说在迎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包含了极其特异的审美因素,其笔下的风景描写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功能。小说开场的风景描写,从容自然地展现了一幅幅诗意的画卷,彰显了其抒情特征,起到了很好地把握故事主体节奏、淡化政治语言、调节严肃气氛的作用,穿插其中的风景描写,在情节叙述和人物形象刻画上有烘托效果,婉转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显现出清雅和缓的美学风格。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创作趋于平庸.     

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的创作风格

童年经验主要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建构,来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的。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童年经验中的时代、家庭、地域等因素对他们创作风格的形成都有着深刻影响。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并不是童年经验中的所有因素都会对作家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因为对于儿童来说,那些给予他们最深、最强烈的情绪体验的事物才会深深影响到他们个性、气质、先在意向结构、心理定势及心理结构的形成,所以为了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创作风格的成因,我们应对他们的童年经验进行综合而细致的分析。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农民解放”问题及其十七年农村小说讲述

20世纪早期诸多文献中关于农民“解放”比较具体的设想，其实在1949年以后的人民国家里已经得到了全面实现。但是，依据“解放”一词更为复杂和深入的含义，并不应该认为1949年以后农民的全部日常生活，已经天然地完成了解放状态。1949-1966年的农村小说或许保留了解放实践更加鲜活的矛盾、想象和场景。如果借用不同主体间性关系的视野，当年的红色经典可能会有更多复杂的“声部”会被呈现出来，虽然它们原本都是高度整体性叙述的。尽管这样去做实际上面临着多种艰难，但是这一话题在文学上的严肃性仍然存在。     

从“十七年”家族小说看集体主义理想的高涨与家族文化的崩溃

通过对＂十七年＂家族小说文本的详细解读,梳理出了这一特别的社会现象在小说中的表现：传统的家族观念正在被新鲜的集体主义理想所淡化,家族主题小说主人公之间血缘关系的作用被大大降低,家族文化的维系力被减弱。     

“十七年”戏曲电影女性形象探析

受到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十七年成为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十七年戏曲电影的叙述主体、话语环境、社会表意机制相互交织和推动的结果,十七年戏曲电影中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期意识生产的组成部分。其女性形象主要有四类:勇敢追求爱情者;巾帼不让须眉者;不屈抗争者;新中国建设者。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性别平等意识的萌发,女性叛逆性格与反抗精神的凸显。     

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配合主流政治,用革命话语对传统故事形式进行了全面的征用与改造,特别是借用底层妇女的形象,以建构个人对阶级的归属及对政党的服从关系,用现代革命话语完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替换。这类影片虽然集中塑造了女性角色,但仍然是一套男权话语的言说机制;无产阶级革命话语对女性意识具有内在的排斥性。女性承担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但却没有对女性自身的言说,只是阶级符号而非性别代表。新中国十七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电影。     

整体与规范中的有限超越--十七年女性创作漫谈

十七年女性创作同样处于"规范"中,但并非文学整体或历史的纯粹平淡部分.它拥有这一代文学中较多的一流作家.它淡漠社会性别意识,但并未使性别内涵完全消失.初期的女性社会动员题材结合婚姻家庭问题表现,契合"男女都一样"时代精神,反映社会转型时婚姻家庭变动.中期的女性成长主题,映照革命胜利历史与国家民族成长中的女性社会解放与成长.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多跨越题材"等级"局限,顽强表现了女性创作倚重"爱情"主题以及述写"自我"的倾向.     

淡化的文化乡愁——“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的新契机

近年来,不论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界还是当下中国文坛,＂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都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劲力量。作为新一代移民作家群体,＂新移民作家＂拥有了与以往移民作家不同的留学背景和文化境遇,从而使笼罩在早期移民作家小说中浓重的文化乡愁大大淡化。淡化的文化乡愁使他们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也使得他们在人性的多元开掘和文化冲突的主题探索中走得更为深入,这正是＂新移民作家＂带给小说中国的重要财富。     

作家计文君小说创作论

"70后"作家群作为当代文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方面细数着与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的时代裂变处的成长与蜕变,一方面借助文本深入探寻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当年以"钧州系列"引发文坛及学界极大关注的豫籍作家计文君,其作为"70后"作家群的重要一员,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较为独特的人生经历,呈现出极具计氏风格的成长经验与文学实践。计文君的作品从空间、身份、姐妹情谊、物质文明等多个层面来再现当代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人情与人性的平衡中的"退"与"守"之种种情形,并赋予其笔下的人物以生活现场感及时代的文化症候。不言而喻,计文君回归传统、从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中去探求个人创作的传统资源,借以获取消解现代性冲击下人性的疏离以及人的异化等问题的精神之源。     

“三棵树”作家的创作主题探析

20世纪90年代，“三棵树”作家崛起于宁夏。他们的创作基于本土，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性书写的界限，把目光焦聚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生命和存在的焦虑。面对问题，他们一致选择了回归，或是回到生命本源，或是皈依大地和宗教，企图藉此来缓解焦虑。他们的这种探索，开启了当代文学书写的一个新的审美领域。     

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

建国后十七年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渗透着作家真挚、深沉的感情,字里行间翻腾着时代的浪花,该时期儿童文学具有独特的个案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上。总的来看,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可归结为这样几个特征：浓厚的革命情结、沉痛的苦难情结和严肃的“小大人”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