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经济的道德合理性论证及其实现

当代中国对于慈善经济的合理性存在诸多争论。质疑方主要认为慈善经济容易滋生慈善异化,沦为某些组织或个人牟利的工具,或妨碍市场公平秩序,与商业部门形成不正当竞争等,因而应当反对。辩护方以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认为慈善经济倾向持续增进弱势群体的最大幸福,因而应当赞成,而不应非难。其实,双方观点都存在合理之处,但需正视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遵循义利双赢的价值取向以及道与术的理性选择,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规避道德风险,确保德性慈善经济的实现。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道德合理性的探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合理性的根据何在?本文依照近代西方哲学的线索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个简要梳理,认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合理性问题的解决,首先在于破除道德专制主义的影响,承认个人自我选择的合理性,并结合个人自我负责的要求,才可能建立当代道德合理性的基础。     

论人类承担生态道德的合理性

人类实践活动是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行为。从主体方面看,人类作为道德代理人应承担生态道德;从客体方面看,非人类生物具有内在价值,应受到人类的尊重;从主客体关系看,人际道德与自然道德具有同一性,由此可以得出人类承担生态道德的合理性证明。     

道德的代价及其合理性

社会发展中道德代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成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物质的不断丰富常常是以付出和牺性道德为代价的。道德的代价与人类社会与利益发展需要的取舍是密切相关的，道德代价的合理性也是人类自身进行道德选择的合理性。     

西方道德哲学合理性基础的摧毁与重构

西方道德哲学“合理性”基础的探索与论证是其道德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它经历了一个由神的外在权威向人的内在权威的摧毁与重构；由有权威的绝对主义向无权威的相对主义的否弃与重构；以及克服相对主义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重构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理路。     

现代性危机的道德合理性困境与出路及其当代启示

现代性危机虽然表现为目的合理性与文化合理性之间的道德合理性悖论,但其实质是文化合理性的现代性道德哲学范式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信仰的缺失。走出现代性危机必须重塑社会的文化合理性,以奠定社会信仰的“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其要义是复归“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因此,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型塑必然诉求“道德人格”与“制度伦理”的双重建构。文化合理性的伦理理念的复归既是现代性运动的自我辩证否定,也是当下中国科学发展观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道德判断合理性之依据刍议

道德判断合理性之依据既有质方面的规定,又有量上的要求。所谓质的依据主要有三方面,即直接依据、根本依据和事实依据。其中,道德判断合理性的直接依据是行为主体及其行为动机是否直接出于道德原则(或规范);根本依据是道德的终极标准,即人类的终极的价值关怀和价值理想;事实依据是看它是否建立在科学的道德事实的基础之上,即是否具有真理性。所谓量上的要求,主要是针对道德判断合理性程度而言的,通常情况下,一个道德判断是否可普遍化以及普遍有效性到底有多大,是辨别道德判断合理性程度的量化依据。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现代生命技术道德合理性限度反思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 ,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 ,追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 ,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 ,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 ,认为当代人类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 ,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宗教道德·道德·人性刍议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施加影响;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宗教道德、道德与人性的内容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又在社会关系进步的基础上进行互补。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文化演进的哲学思考：具体化、理性化与现实化

文化的演进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对它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从文化经验与人类历史过程的现实关系这个视角对文化的现实演进做一初始分析 :文化经验从神性的压抑走向个体经验的解放———人类具体感觉与激情的真实流露 ;文化经验从宗教神学形而上学经由哲学形而上学 ,最终走入科学理性 ;文化总体不断走入商品世界与市场现实 ,这同时也是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过程。     

物流合理化及其在企业中的应用

物流合理化是物流学科产生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探讨的一个问题,也是产业界追求、探索的理想化目标,本文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分析了物流合理化的内涵和理论模式,并对物流实践进行考察、分析、总结,提出了物流合理化的对策。     

个人品德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

个人品德建设的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完善了道德建设体系,突显了个人品德建设的重要性,为明确“四德”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打开了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个人品德是个人的道德表现及其所处的层次。个人品德建设就是在社会（国家）、组织（单位）、家庭和个人的协同努力下,个人道德品质持续不断提升的系统实践过程。个人品德修养、个人品德建设的原则底线应该是不损害相对一方当事者的利益。推而广之,利他应是社会主义道德及其建设的原则。个人品德建设的方法途径,一是个人要加强品德修养;二要以纪律、法律做保证;三是社会各层次、各方面要认真履行职责,做好正面宣传,严格执纪执法;四要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流道德观念和言行准则。     

论社会公德建设

江泽民“七一”讲话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社会公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良好程度 ,务必花大力气抓紧抓好     

道德三品与法律特区

道德与法律既有明显区别 ,又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现时代 ,道德可分三品 ,即至德、高德、平德。不同品的道德应不同地对待。“道德法律化”是必需的 ,但更须强调法律实行的问题。     

个体道德责任感初探

个体高度的道德责任感 ,是一切创造性劳动和高尚行为的内在动力。分析和探讨个体道德责任感的层次 ,对公民道德的培养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农村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一直是会计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然农村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具有特殊性。分析我国农村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对我国农村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保障措施。     

“道德”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意义转换

从构词上说,道德无疑是汉语词,但因近代西学的引入以及假借日本而获得的新学,道德概念逐渐起了变化。古代中国传统道德的含义主要是伦常名教,与修身养性有关,其功效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所以,道德成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根基,近代中国如何看待道德、如何改造道德的激烈争论也源于此。20世纪初,人们开始采用西方心理学、哲学来解释道德,道德的学理色彩加重,逐渐将它与人格、心理活动、社会风俗等现象联系起来,使道德具有了新内容。民国以后,在国共两党的论战中,道德被全面政治化、社会化了,道德的相对性、工具性也由此被突出,人们在道德上的理性、个性化的思考日渐式微。道德作为学科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