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蒙元之际元丽互动与蒙古统治高丽制度的构建

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     

高丽忠宣王与中峰和尚的交往

高丽忠宣王素有崇佛之心,他在居留元朝期间其礼佛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与当时诸名僧皆有往来,其中与天目中峰禅师的交往尤能突出其好佛之性情。从最初交往时的碰壁,到最后为中峰禅师所接纳,终成一段君王拜名僧的佳话,体现了忠宣王礼贤之情。     

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

本文对元代高丽国来华僧人的构成类别及其留居中国期间的活动经历作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元代是继隋唐之后朝鲜僧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高峰期。元朝与高丽两国间异常密切的宗藩关系和蒙元统治者对高丽僧人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特殊需求,是导致大量高丽僧入华的原因所在。而元丽两国僧人能够频繁自由的交往,对元丽佛教文化交流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明洪武年间明朝与高丽王朝关系略论

中朝边界以鸭绿江为界,始于明洪武年间。由于元朝中后期政治腐败,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推翻元朝的统治。当此之时,高丽王朝乘机提出领土要求。刚刚建国的朱元璋统治集团,为了争取高丽王朝的支持,以消灭元朝残余势力,默认了高丽王朝的某些领土要求。洪武年间,明政府放弃朝鲜半岛原属元朝的开元路疆域,鸭绿江遂成了中朝两国之界河。本文试就上述问题略陈管见,求教史界同仁。     

高丽忠宣王与中国

忠宣王是高丽第二十六代王 ,同时他也是忽必烈的外孙、元朝驸马 ,特殊的身份导致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中国的 35年中 ,尽尝人生荣辱 ,但对“上国”的敬爱始终如一。忠宣王为元、丽在文化、典制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

东亚封贡体系,是一种流行于古代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模式,其首要特点是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存在制度化的册封与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关系内的相应的义务与权利。因此,考察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也就是考察制度化的封贡关系出现的时间。如果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则可以断定,双方的关系已经由简单的封贡关系步入到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后,把大批渤海民众迁往其内地东京、上京等地。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渤海民众陆续迁往朝鲜半岛。对于迁往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的族属、族源以及他们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渤海国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中国地方政权与国外政权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迁到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王氏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属于不同民族,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也是一种主观臆想的错误看法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