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的生存论审视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产生的双重效应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批判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肤浅理解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对现代技术的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是对人与世界的技术展示和构造。座架造成了世界的物化、齐一化、主客二元对立等多方面后果,要克服现代技术就必须抛弃控制论的思维,确立超越主客对立的生存论思维,从而展示出人与世界本质相通、天人一体的哲学新境界。     

海德格尔独特技术哲学观的原因探究

海德格尔通过批判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其本质,并非中立的工具,也非人的行为,而是促逼着的解蔽,他称之为＂座架＂。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技术哲学家的技术观原因有三：一是深受自己构建的哲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二是从技术本身出发来追问技术;三是他着重探讨技术与物的关系。     

座架的发生与此在的生存

海德格尔将技术的本质称为座架 ,对现代技术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反思 ,从而被描画为“深层次”地反思科学技术的代言人。这样 ,其探讨座架的基本意图被我们忽视了。科学技术因素及其后果本身的讨论必须从被视为技术之本质———座架入手 ,追问存在的意义 ,并由之证明此在与座架并非仅为一种“关系” ,而是均为存在发生的场所和视阈。如此 ,才能真正领会海德格尔对座架作为技术之本质的探求 ,乃至对艺术、语言、哲学史、时空等各领域探求的意图所在     

伯格曼"装置范式"的技术本质观解析

伯格曼受库恩"范式"思想的启发,把"范式"的思想应用于技术,认为技术凝结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技术的"范式"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现代技术的"范式"结构是"装置范式"。"装置范式"的技术本质观超越了海德格尔"座架"的思想,实现了从对技术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的研究到以技术经验层面的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对现代技术有所作为,从而为发展聚焦的技术提供一种可能选择。解析"装置范式"技术本质观的理论内涵及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建构一种新型的技术范式提供启发和借鉴。     

现代文化之技术本质——基于海德格尔的观点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是一种世界的构造,它与传统技术有着本质区别.传统技术受文化的约束和支配,而现代技术反过来构造、支配文化.导致技术与文化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形而上学自身的发展,现代技术是“完成的形而上学”.     

对海德格尔之"思"的阐释

作为一位思者,海德格尔一生都行进在“思”的林中路中,面对作为形而上学完成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对人生命的侵扰和控制,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才能唤醒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才能找到失落的家园,诗意地栖居。因此有必要从思之可能、思之发生以及思之期备三个方面来阐释海德格尔之思,以显现他对人之生存境遇的追问。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与超越

海德格尔不同意传统哲学对技术的界定,他在其存在论的基础上对技术的本质展开了追问.海德格尔经过对技术追问的逻辑发展,发现了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技术观的超越.     

技术本体论：范式转换与政治建构——海德格尔的技术政治哲学思想

海德格尔在存在意义上把技术理解为能将存在物摆置为“持存物”的“座架”,揭示出现代技术的“最高危险”在于把人的目标和价值纳入到“操纵性权力”的政治推动。海德格尔试图通过技术本体论范式转换,为未来预设一种新的“本体论技术”概念：它并不简单地放弃现代“本体技术”,只是强调人不再作为“座架”工具,而是以存在的意义建构一种与技术的自由政治关系。这一关系作为存在展现为“去权”的存在物关联就是“让存在”和“让自由”：让存在参与到存在物那里,或参与到开放领域及其开放之无蔽状态。海德格尔借此将现代技术包容在“栖居”的空间中加以规定,确保在本真存在的自由意义上“让存在”：突破单纯地以“让显现”的技艺、生产和制造范畴思考技术的现代本体论,把现代“本体技术”包容在以“让栖居”为本质的服膺于自然的“筑造”或工程实践中加以发展,从而把现代技术带向世界和平和生态保护的政治建构方向。     

简论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从对传统技术和本质进行批判开始的.他分析了技术在古希腊所具有的源初含义,把解蔽看成技术的本质,并且把现代技术与从前的技术区分开来,指明了它解蔽本质的特殊之处.被称之为座架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带来了技术危机和人类的危机.拯救的力量就在于极端的危机当中 ,只有通过对本质的追问才能找到.     

从技术本质中探析技术的可控性问题

技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展示着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从传统技术本质观、现代技术本质观和后现代技术本质观中去探讨技术可控性的问题，认为，要对技术本质进行“解蔽”，“揭示”技术本质中所蕴含的技术可控性时，必须要纵观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多方位的角度、动静结合的方式全面的剖析技术的本质。     

社会技术：康德和马克思“两种实践”的本体论旨趣

作为德国两位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和马克思都主张"两种实践"观,并都试图把"两种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在康德"两种实践"观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把"两种实践"统一于"生产实践"并赋予"生产实践"以本体论意蕴.马克思在康德"道德地实践"基础上继续创新,把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人们改造和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实践的前提,并进而赋予社会技术以本体论旨趣.     

企业文化建设中管理传统的融合和再造

管理传统与企业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继承和发扬管理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转化性地创造中国管理传统,建设企业文化,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任务。企业文化建设中融合传统管理和现代管理,主要通过制度层面、管理层面、执行操作层面三个层面来实现。其中,整合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和和谐观的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矫正"人治"传统弊端的制度权威的确立,"修己安人"传统下管理者个人的身体力行,"家"国"背景下情感融通手段的有效运用,是几个基本方面。     

全面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哲学门类构成再探

针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即单一的自然科学技术观的片面性,运用实践思维方式,阐述了人的现实活动机制--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综合效应,考察了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理论,并在其指导下,提出全面科学技术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并据此进一步讨论了科学技术哲学的门类构成及研究内容.     

戴震人性论探析

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对立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戴震重新思考了人性的基础、内涵等问题。他以"血气心知"来规定人性,把人性建构在自然实体的基础上,并从自然生成和社会构成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血气心知"的人性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表现出某些前近代色彩。     

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伦理学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人类经历了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到新人道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的是,伦理学发展也经历了从传统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到发展伦理学的不同阶段。其中,发展伦理学是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类伦理学。它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从而解决人类生存危机。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孟德斯鸠的"中国印象"之印象

走出欧洲的人们留下的游记或通信(包括耶稣会士中国通信),促使了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作理性思索和理想设计,孟德斯鸠即是此类欧洲思想家之一.他在大量阅读来华人士记述的基础上得出了较清晰的"中国印象",他在阐述三种政府理论时多次引用他的"中国印象",并常常一语中的揭示出"中国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理性的真实.我们今日重读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对我们自己本土文化的来龙去脉别有一番认识.这种"印象之印象"应该也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研究课题之一.     

一种理解技术的视角:技术的存在方式

技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但对于什么是技术,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认识。文章在思考什么是技术问题的基础上,不是去给技术下定义,而是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技术的存在方式,即技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首先从"存在"的概念入手,并分析了各种关于"存在"含义,认为"存在"的任何一方面的单一含义都不足以反映技术存在的含义;接着肯定了技术存在的客观性和现实性;最后分析了技术存在的方式,并最终认为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实践是技术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朱熹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推崇《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并作了诠释,但是,如果由此简单地以为朱熹主张应当像对人之爱那样爱护自然万物,那是不确切的。像先秦儒家一样,朱熹强调"爱有差等",并且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因而在朱熹看来,爱物与爱人是不同的。同时,朱熹又不是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服从于人的需要,而是吸取了贾谊《新书》的观点,把"爱物"与对自然物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并且认为,应当尊重自然,根据不同自然物的特性,使万物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