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可以分配 生命不能重来——再谈医疗拒签事件

肖志军事件与杨光友事件是患者家属拒签手术的典型事件.这两起事件有着同样的拒签,不一样的施救,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问责.面对医疗拒签,将医患双方分为医院、患者、家属三方,有利于坚持救人至上、明辨医院与家属分别应当承担的责任.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行使的规制——“丈夫拒签字致妻儿死亡事件”法律视角的审视

"丈夫拒签字致妻儿死亡事件"暴露出患者知情同意权之代理行使法律规制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法律制度与相关规范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本。     

和谐医患:呼唤人文与理性

目前．我国医患矛盾突出．而温岭事件将这一矛盾推向高峰。医患矛盾的加剧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包括社会原因．如政府原因（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医院已经定位为服务行业．政府对医院的补助越来越低,只有医院收入的10％）、患方原因、媒体原因以及医学原因。虽然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很多．需要加以统筹解决,但医院不能“坐等靠”．而应主动有所作为：①关心一线医生。现在病人多,医生少,尤其是儿科医生,     

医疗怪现象——“白衣天使”戴着镣铐跳舞

医生是-个高科技、高风险、高个体化差异的职 业,医生跟患者-样,都需要法律维护。 收"红包"是医生遭受诟病最多的行为。之所以 有红包"潜规则",就是因为现行规则有缺陷或 维护不力。 所有医护人员,都不希望在抗击非典这种危难 时刻被看作"白衣天使",而在平时却被叫作 "白狼"。     

医患沟通要讲原则、讲法律

当前的医患沟通．从我们接触的层面上来讲,有四种情况。第一,患者有精神状况．像温岭这个事件．包括一些杀人事件．都是有精神背景的,他不是一个正常人。精神病人和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医生的看法,他觉得医生在有意害他,这就是精神病。     

医患信任危机对医疗执业环境的影响及其法律因应

当前医患关系信任危机频现,医疗纠纷和医闹事件不断,医疗执业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准医生职业决策下降,医学人才流失严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重建信任基础是优化执业环境的治本之策。     

邻里矛盾 家庭矛盾 公共矛盾 社区调解遭遇的法律问题

三年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福顺尚都社区在居民小区成立了"法律诊所",专门协调市民遇到的邻里矛盾和法律纠纷。截至目前,这个"法律诊所"已经开出了100多张"药方"——2010年,福顺尚都社区的工作人员请来法学专家、法律从业人员,在这儿开办了这个"法律诊所",三年的时间里,累计为"就诊"的居民开出了100多张"法律药方",把很多邻里之间、家庭之间甚至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都化解在     

患者权利的法律保护——以医疗知情同意权为视角

医疗知情同意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详细地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55条和56条中。医疗知情同意无非就是医院讲清楚其是如何治疗、怎样用药以及手术过程中存在哪些可以预知的风险,本是尊重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医疗知情同意制度被认为是医生推卸责任的"保护伞"。减少知情同意环节引发的纠纷,充分发挥医疗知情同意制度的作用,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离不开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当前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众对于医疗服务水平和技术要求逐渐提高,同时公众维权意识增强,与现行医患纠纷治理机制的滞后产生矛盾,致使医患纠纷事件屡见报端。现行的调解方式主要包括自主协商、第三方机构介入、法律诉讼维权等。医患纠纷治理机制在不断完善,但还存在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医患纠纷转化措施薄弱,忽视协同治理、强化部门分工,忽视长远保障、缺乏必要经费支持等问题。为此,应打破医患纠纷的层次间失衡,促成机制的良性循环;借助"互联网+调解",开辟多元治理新途径;构建多元主体间的治理机制,协同推进医患纠纷的化解;建立医患纠纷咨询服务平台,开辟协调联动的医患纠纷治理路径。     

“伤熊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一行为,媒体也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当我们仅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事件时,确实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刘海洋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舆论媒体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司法,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的刑法典,这都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法律思考.     

中国传统医患诚信模式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医学强调"医乃仁术"和"医患诚信"等伦理原则,形成了所谓的医患诚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医患关系建立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真诚的内心信念和切实的日常行为实践基础上,医患真诚相待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本要求。医患诚信模式要求医生有为患者谋利益的赤诚之心,也要求医生尊重患者及其决定。医患双方在真诚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做出医疗决策。医患诚信模式既坚持了知情同意,又维持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当代医疗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难产孕妇不救而亡谁之过——兼谈知情同意权的制度缺陷

文章以知情同意法律制度为视角讨论了"丈夫拒签手术单妻儿双亡"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从道德上讲,医院应当以救死扶伤为最高职责,其"明哲保生"的做法欠妥。但在法律层面上他们无过错可言。患者的丈夫最可能也最易于避免悲剧的发生,在个案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制度层面而言,当前知情同意制度中的若干不足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临床伦理与法律案例专家研讨会纪要

发生在2007年11月21日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的孕妇死亡事件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此事件的讨论还在继续,肖志军、医院、卫生局之间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南京医科大学借此召开了有关临床伦理与法律问题的学术讨论,以提供一个观点展示的平台,唤醒人们对生命权的尊重,以及对医患关系和谐环境整体修复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     

论医患法律关系

从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上,分清医患关系是解决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的关键.医患关系尽管在某些时候有公权的介入,但归根到底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且存在着多种民事法律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产生的医患法律关系为"医疗合同说"与"侵权行为说"的竞合;在特殊情形下还存在无因管理关系和强制医疗关系.     

从法制到法治--浅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演变

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的治国方略,是指在治理国家中,法律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要服从公正的法律.法制强调的是法律制度本身,任何阶级社会都会有"法制",但不一定有"法治".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其法律思想经历了从"法制"向"法治"的演变.他前期主张"法制",强调用法律来巩固和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与利益;后期主张"法治",强调法律主治.     

替患者"出头"为医院"叫屈"的双面侠"

医改逐年进行,最不见成效的似乎就是医患关系的改善了.患者平时视医生为"白狼",老早摒弃了"非典"时期赋予医生的"天使"殊荣.作为医生,是否也难以承受冰山火海的角色转变?医与患这间艰难的协调、沟通工作,落在了2004年成立的北京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肩上.     

医患交际中极致表达的会话分析

极致表达是庞墨兰茨（Anita Pomerantz）教授提出的在语义上表达事物或事件某一特征最强或最弱程度的语言使用现象,它普遍存在于自然语言中。文章在约20个小时的医患交际录音及转写的基础上,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极致表达在医患会话中的运用。研究发现,病人主要在医生检查阶段描述病情时运用极致表达,以便来表明其描述的真实性。医生则在检查阶段、诊断阶段和给出治疗方案阶段使用极致表达,这可以帮助医生实现确认病情、表明看法、消除疑虑以及说服病人接受治疗方案等交际目的。另外文章还分析了极致表达在医生和病人各自话语中的运用出现差异的原因。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点及启示

台湾地区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于1997年公布,是一部实体、程序、组织相综合的法律。该法对少年违法犯罪事件设立了独立的程序,立法理念也着眼于"少年成长的非连续性",三种回流机制的设计使少年有多种机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的目的。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未来的立法中,我国大陆地区应订立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同时,在观念上,要放弃对少年单方面的"爱",真正尊重少年的未来。     

浅析《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一书围绕1935年民女施剑翘枪杀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事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案件来龙去脉的梳理,向人们记录了在公众同情兴起的时代民众情感的政治意义,以及大众媒体的炒作和现代法律在中国的强大影响。在这次审判案中,人们所关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也就是"公众同情"是否能影响最后的司法判断这一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