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已成跨国公司避税天堂截至2004年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外企总数达49万家,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亏损状态。有相当部分的跨国公司是为了避税而制造的人为亏损。跨国公司每年避税给中国造成的税收损失在300亿元以上。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很多外企都向境外的关联企业转移利润,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高进低出”,在从境外关联企业买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时候,高价买进,再把成品低价卖给海外的关联企业,这样更多的利润流失到了境外,达到了避税的目的。第二种情况则是采取在国际避税地——比如…     

瑞士银行失密：避税天堂陨落

在全球打击跨国逃税、洗钱等压力之下,私人银行客户匿名制的历史正逐渐走向终结。随着各个“避税天堂”的先后沦陷,未来税务事项更加透明化将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     

浅析合理避税的条件及筹划

合理避税是指在尊重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纳税人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纳税义务的规避,减少税务上的支出。合理避税并不是逃税漏税，它是一种正常合法的活动，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利用税收优惠条件，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税是合法的，是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利。必须强调一点：合理避税与偷税、漏税以及弄虚作假钻税法空子有质的区别。     

论避税与反避税

按避税实施的地域不同,避税可分为国际避税和国内避税两种类型。国际避税和反避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热门课题,而国内避税和反避税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但自1994年新税制以来,情况不同了,国内避税则成了"新宠儿",频频出现了各种培训班与讲义之中上,有人甚至提出了"向避税要效益",这究竟为什么呢?确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一所谓避税,一般国内解释为"纳税义务人以合法手段减轻或避免纳税义务人行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分析美国联邦税制时也指出,比逃税更加重要的足合法地规避赋税,原因在于议会制定的法规有许多漏洞,听任大量的收入不上税或者以较低的税率上税。可见,避税的前提虽是遵守税法,但其结果,却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甚至会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税收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加剧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征管困难。但为什么国家往往容忍这种避税行为呢?     

小议避税与税务筹划

避税,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有人认为,避税是指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避免纳税或者减轻税负的行为。并把避税分为合法型,非违法型,形式合法而内容不合法三种类型。例如,通过关联企业或不同税率地区转让定价;采用高转成本,低转利润的存货计价方法进行利润调节;通过信托手段及企业挂靠,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负等。     

企业与税务局为邻:便利避税还是便利征税?

根据地理经济学原理,企业与税务局之间在地理上的接近,既可能便利企业通过寻租进行避税(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也可能便利税务局通过获取更多企业信息,强化税收征管力度(信息搜寻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发现,与基层主管税务局之间距离越近,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从而支持了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假说,即:与税务局之间的距离越近,企业的寻租成本越低,越有能力通过寻租获取避税收益。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主管税务局为国家税务局或者样本公司为民营企业时,上述影响更大。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为地理经济学的"距离衰减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

 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围绕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基于温和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增强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基于激进避税行为视角的研究认为企业避税程度的上升会破坏企业价值。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基于系统风险视角和企业避税行为整体性层面,探讨避税行为对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避税程度强弱导致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存在差异。选取2008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单因素模型和去杠杆贝塔模型计量系统风险;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方法,基于公司系统风险视角,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与系统风险的平方项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偏误后结论不变。对温和避税的企业,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下降;对激进避税的企业,伴随避税程度的增强,公司系统风险显著上升。因而,企业避税行为与系统风险呈U形曲线关系。企业避税程度不同对投资者风险估算带来不同的影响,市场上投资者将降低选择温和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而提高选择激进避税企业的系统风险。        基于企业避税行为和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和监管者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企业避税行为。一方面,监管者应当鼓励企业采用合法手段适度避税,允许企业和投资者享受适度避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防止激进避税行为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从系统风险这一视角,明晰了企业避税行为与投资者系统风险估算的关系,丰富了企业避税和系统风险研究。     

中小企业合理避税方法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但是较重的税收负担,有时又成为了制约中小企业向更大规模发展的桎梏,税款征收与合理避税,历来是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就中小企业的合理避税方法进行总结,并提出合理避税的原则,以期能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为中小企业的合理避税提供可以参考的意见。     

走近离岸信托

许多跨国纳税人都把在避税地设在离岸信托作为国际避税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个人走出国门,利用海外的一些避税地进行避税和投资安排。[编者按]     

浅析我国逆向避税

逆向避税是指跨国公司从低税国向高税国转移所得,减少在低税国的所得税负的国际避税行为。它是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采用的主要避税方式。外资企业逆向避税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特殊的利益,但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浅析我国房地产企业合理避税问题

概述合理避税的涵义及房地产企业合理避税的目的,分析房地产企业合理避税存在企业合理避税定位错误、企业对合理避税方法缺乏认识、税务机关反对企业所有纳税筹划的问题,结合我国相关税法及法律规定,提出合作方式的合理避税、股权转让的合理避税、签订合同装修费的合理避税三种房地产企业合理避税方法。     

避税与企业创新：基于价值观和代理观视角

推动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避税是企业一项重要的税收规划策略,一方面,基于价值观,避税可以节约企业内部现金流,从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基于代理观,由于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避税可能加剧管理层攫取私利的行为,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避税如何作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以2009年至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避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检验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内外部监督力量和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采用更换估计方法、变换关键变量的测量方法、考虑行业年份交互效应、剔除特殊行业以及使用自变量拆解法和安慰剂检验控制内生性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避税程度的增加,企业创新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变化;对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避税对融资约束和环境不确定性产生U形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避税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仅存在于内外部监督力...     

试论避税与反避税的相关问题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由于其无偿性的特点,对纳税人来说,税款的征收无论怎样公平、公正、合理,它都是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定损失。因此,偷税、漏税、逃税和避税的行为是履禁不止,而且由于避税行为的隐藏性,越来越多的纳税人该种措施以减轻或免除税负。本文试图从避税的主要表现以及反避税的措施,讨论避税与反避税的一些相关问题。     

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基于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2年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避税程度变化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行为。我们发现,随着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企业总体负债率显著上升。但通过进一步区分债务融资来源,我们发现,企业避税难度增加并未导致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正规金融融资的增加,这一结果不支持企业避税行为的"非债务税盾效应"假说,也与Graham和Tucker(2006)的开创性研究不符。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会导致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负债的显著增加。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获取正规金融难度较大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果支持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现金流效应"假说。本文为企业避税活动与债务融资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更加契合中国制度背景的理论解释。此外,通过考察企业避税行为对财务杠杆的影响,本文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联企业的避税问题及其法律规制探析

关联企业是新型的企业形式,它的产生源于企业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作为一种新型企业形式,关联企业有很多优势,但是关联企业的避税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关联企业中的避税问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就关联企业曲避税问题,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制对我国关联企业避税问题及法律规制进行探析。     

利用投资结构的避税处理

尽管税务当局对避税持反对态度,但从法律角度来讲避税不是违法的,本文就如何利用投资结构避税进行阐述。     

浅析转让定价在国际避税中的运用

国际避税一般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各国涉外税收法规和国际税法中的漏洞,通过各种合法手段规避或减小有关国家纳税义务的行为。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进行避税已成为一种常见的避税方法。     

网传购房避税攻略不靠谱“以房抵债”仍按销售征税

今年3月30日北京市发布了“国五条”细则的落地政策，这份被称为“京十九条”的政策，首次将二手房市场纳入本市调控体系。“京十九条”已颁布几个月了，近期，一些涉及“避税”方法的文章点击率持续飙升，网络上有“以房抵债”，老人将房屋低价“卖”儿女等“避税攻略”。这些招数能否行得通？记者对此追访了地税部门和房管局的交易大厅，税务人员表示，“避税攻略”其实不靠谱，市民不可轻信。     

谨防我国外资企业税收漏洞

一、外资企业避税严重并且手段繁多 所谓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负最低化,研究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税收.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不仅会使国家税基受损,导致税款流失,减少财政收入,而且会影响资本的正常流动,破坏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但因其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花招,以达到其避税之目的.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        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