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

近来,在东晋淝水之战性质问题上,有些同志提出了新看法: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征服战争”,而是“兼并统一战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前秦方面,而不是在东晋方面。我们以为这种看法仍然值得商榷。今提出来,请予指正。一、关于战争的“民族性”“兼并统一战争”论者说:淝水之战“不是以氏族对汉族进行‘种族奴役’为目的的民族侵略战争”,“就战争的实质而言,乃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的战争。”“在一些著作中赋予以民族战争的性质,纳入侵略反侵略的框框,这是值得商榷的。”又说,在战争中东晋只是“利用当时还存在的     

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

史学是一种以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历史学家应当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过去的人作为具有生命和情感的人看待,避免将史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过去的人及其生活,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历史的“过去性”,不宜按照现在的要求或用现在的标准来讨论过去,而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力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努力将前人的言行置于具体“情境”来理解。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既不能成为历史中任何一方,也不必充当现在的代言人,而要保持中性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慎重审查自己用以观照史实的各种资源,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偏私对史学求真旨趣的妨害。最后,历史学家还要对自己的民族情感保持警惕,抑制民族和文化的偏见对治史的不利影响,并注重从国际的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国别史问题。     

谈大学生的“三德”修养

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根据行为的性质,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品德、协调品德和进取品德。这“三德”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人较为完美的道德品质。 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但作为单个人,尤其是作为青年人,时代和同辈人的某些不良因素不可能不给他们以程度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要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造成他们道德品格上的缺陷。 就政治品德而言,由于历史的尤其是现实的原因,的确造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混乱。当前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另一方面新事物、新情况、     

知人论事不能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简评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

若干年来,在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有一种单纯从政治斗争着眼来论人论事的倾向,这恐怕也是一种“左”的影响。例如,对白居易后期的活动和作品,就有不少人认为是“由积极转为消极了”。作出这种评价的依据是:一、白居易后期脱离了政治斗争,过着“知足保和”的退隐生活。二、白居易后期的作品多是“闲适诗”、“杂律诗”,早期为民请命的“讽谕诗”几乎搁笔不写了。     

近代意识的产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

众所周知,从十四世纪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学艺术的革新运动,而是由文学艺术的复兴集中体现着的一次全面的文化革新运动.就时代性质而言,它是西方近现代思想意识对中世纪传统思想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就思想性质而言,它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中世纪封建思想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就具体形式而言,它是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者对腐朽的宗教机关或宗教神职人员的冲击和挑战;就思想内涵而言,它是人的现世幸福追求对固有的虚幻天国追求的冲击和挑战;就范围而言,它几乎波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哲学、教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等,但文学艺术的复兴最鲜明、最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变革.这是一场“人”与“神”的战争,是二者之间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思想的战争和文化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孕育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内在地规定了那个时期文学艺术的整体面貌.     

史识中的开放心态--读《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

理想的文学史观的形态在汉语写作界仍然属于一个探索阶段的话题 ,它的清晰化有待于文学史写作的丰富实践。在这里 ,关键是针对同一段文学史 ,著述者不同 ,其理论资源、学术个性、人文旨趣也应该尽可能各有千秋。就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 ,几十年来的近百种版本 ,尤其是教材 ,大多像一堆“克隆”出来的孪生兄弟 ,编选体例大同小异 ,叙述口吻也似曾相识。七十年前创立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经说 :“没有历史 ,只有历史学家” ,意即历史事实建立在历史学家个人兴趣和时代总的知识水平基础之上 ,它的可靠性因时间的变化而变…     

中国人文教育的反文化性

教育的“教”很有意思，我想对它做一次权宜性的解读。其解读路径不恪守六书，更多的是个人体认。就简体“教”而言，它左“孝”右“文”（反文），是个会意字。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左边的“孝”表明了它的性质。西汉《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和以“孝”为表征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中国的施教内容。众知，儒家文化是人伦性质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切近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一旦用“孝”字表现，马上就出了问题。如字，“孝”的构形是上“老”下“子…     

“不要被人活埋”感言

近读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的自传,感受颇深。整个自传只有六句话,其中,“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这句话,最令人深思和回味。“不要被人活埋”,乍看,令人费解,细细推敲,实质上是要提防被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捧杀”。在诺贝尔看来,一个人事业有成后,就必然有一些人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吹、捧、拍和献媚。倘若不慎,居功自傲、固步自封或利令智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活埋”了自己或被别人“活埋”。     

“盛唐气象”的时代启示

一在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以“盛唐气象”为标志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是有划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也对我们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最广泛而亲切的借鉴意义。普列汉诺夫在《论西欧文学》中提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的重要命题:“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明显。”他并且认为,伟大人物     

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

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著名的埃及阿拉伯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又说;“要在两个民族中进行比较,必须彼此文化程度相当,断不能拿一个文明古国和一个游牧民族相提并论。这种情形,有如以婴儿的思想和中年人的思想相提并论。”这些论述,为我们讨论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提供了钥匙。但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包括审美心理的差异,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处于不同阶段这一根本原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不看到这一点,那就很难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民族,心理素质还会存在着差异。其次,对于不同文化     

“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

“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王新新一、“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布坎南１９８３...     

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下)——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从启蒙到卫道、殉清———王国维的思想变迁及其死因侯著曾论及王国维对顾炎武的继承关系 ,说“只有王国维是最后继承顾炎武的人” ,“王国维……也以继承炎武自居” ,但认为这只是就学术而言 ,如就思想而言 ,则二者并不相同 ,“炎武的经学是和他的社会运动与民族思想不可分离的 ,而王国维……却不能由研究方法的近代意识达到近代的社会理想”①。与侯著不同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二文认为 ,王国维不仅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而且是一位“时代…     

宽容

“她不可能卖得好,我敢打赌,如果超过一百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这是一位脱口秀主持人针对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写的自传的辛辣评价。上天往往喜欢捉弄把话说绝的人,希拉里的自传没过几个星期,就销售出了一百万本。主持人该品尝鞋子的味道了。没错,他的确吃鞋子了。不过,鞋子的质地不同寻常,主持人吃下的是总统夫人特意为他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那味道一定棒极了,因为它里面加了一种特殊的调料——宽容。     

孙中山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意识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也是一个不断修正并力求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曾经历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因此，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还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     

国家公务秘书职业伦理的理性思考

就职业的一般意义而言,当代哲学家埃米特是这样描述的:“一种职业……伴随它的是其履行的标准的观念,它不仅是构成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这样一种东西,实践者处于这种职业中,对于维持一定的标准,就有一种信用上的真诚。一个职业工作者在与他人(他们也同样处于相对于他的特定角色关系中)的关系中履行他的职责。这种关系伴有特定的义务,它既与纯粹的私人性道德相区分,同时又与对于人类的一般性义务相区分。”①职业的服务性(义务性)决定了其需要职业角色的伦理支持。②作为国家公务秘书,身处领导与群众、国家与个人、整体与局部的中枢地位,更…     

新世纪热门写作中人文主义的复活

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热门写作中,人文关怀已成气候,主要表现为:官场文学由模式化、黑幕化、符号化到“人的还原”;新生代叙事由物欲化、肉欲化到人道激情;网络写作由狂欢化到人性呵护。这种人文主义的复活,不仅促成和回应了“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的执政理念,而且使文学创作的市场化路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从而为时代和民族打造新的精神高度提供了可能。     

论骆宾基小说《乡亲——康天刚》的悲剧精神

《乡亲———康天刚》所体现的生命意志实际上就是悲剧精神,其核心就是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个人抗击自然、社会、人生命运的精神。这种抗争,就个人而言,表现为生命意志过程;就民族而言,它是一个民族走向自立自强的精神基础。     

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与民族问题关系的基本思想

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科学概括,应该说是由斯大林明确提出来的,一九一八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0页)后来,斯大林在其他著作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指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相互关系所作的著名论断。     

试论中国远古神话演变的道德特征

每个民族的童年时代,都以文化历史积淀的途径,形成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个性。这种不同的个性特征,或者以内化的形式沉淀于集体无意识之中,构成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者以物化的形态对象化于客观外界,形成本民族初期的文化体系。这就是说,在各个民族的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地沉淀于集体无意识阈限之下的文化因素及其物化于外界的文化体系,始终是该民族个性的核心。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人类童年时代的发展状况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深刻地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我们从这种观点出发,把古代希腊民族看作是“正常的儿童”,那末,我们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属于这一类的”“早熟的儿童”。中华民族童年时代这种早熟的天性,与自己的社会文化相联系,早在以华夏集团为其主干的民族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的历史追溯与多维透视

一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属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而不专属某个民族与国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首先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伟大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这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与“全球化”特征。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历史时代”逐步走向“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历史转变为全球化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方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联系与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