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社会变化激烈，教育制度也出现根本转折。云南的官学教育同全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沿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平行，教育为科举服务，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阶段，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此时期云南的官学教育，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材，并体现出了自己的某些特点。     

明代官学书籍刻版私用考——以明初大臣杨士奇藏书题跋为例

明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官学有各府州县、都司卫所的儒学和其他专门学校。这些官学除各自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外,刻书印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官学刻书在保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外,其印刷用的一些刻版也有被私人利用的现象。目前虽然对国子监的刻书种类、藏书等问题都有一些研究,但有关于官学书版私人利用的专题研究较少。现就关于明初五朝名臣杨士奇私人藏书题跋的一些记载,考究明代国子监书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况。     

宋代书院的兴盛与理学的发展

考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先秦诸子百家、魏晋玄学之风、宋明义理之学,堪称三次大的高潮,而每次大的思潮兴起,大都与官学废置、私学盛行有关。宋代私学之盛状,莫如书院林立,引得大批士人纷纷前往就读,研习儒术。儒学在隋唐时期由于受佛学冲击而曾一度式微,其时虽有韩愈疾呼排佛和重振儒学,但只到宋代才成为一种气候。书院兴盛于官学既废,它在重振儒学、尤其是促使儒学新形态即义理之学的产生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略论儒门学派的演变及其地域形态

儒学发展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儒门学派.这些学派的分立,支撑起了儒林事业,也赋予了儒学生命力.儒门学派发展中,地域性特征非常突出.从汉至清,儒学发展的地域化形态表现为官学与民间学的对立,文化中心与非文化中心的不同,南方与北方的迥异.近代以来儒学在解构与重构中变成灵魂的记忆,但儒学研究的地域性却始终伴随着儒学的起落.对儒学门派的地域性进行深入探讨,会对未来儒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

明代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明统治者提倡文治 ,在云南靠内地区府州县广建儒学、书院 ,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清王朝建立后 ,在云南依然推行“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 ,普遍设立义学 ,在边远民族地区兴办儒学。这时期 ,人才大量涌现 ,这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从这时期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看 ,云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论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变成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从学说、思想层面看,平民儒学以王阳明心学为契机而生成,但其一经产生,便因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要而愈演愈烈,蔚然成潮,对当世及其后的社会文化均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试论明代地方学校的类型及功能

地方学校自唐代创立以来,到了明代已发展得十分完备。明代的地方学校种类繁多,有府、州、县儒学,有社学,有义学、乡学,有书院等。明代地方学校的广泛设立为明中央政府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巩固中央政权、教化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南方五省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状况述论

本文对南方湖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明代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兴办的原因、目的 ,地方儒学和卫所、宣慰司、安抚司儒学的基本情况作了论述 ,并对其积极作用及历史局限性作了说明     

天理之成立

北宋道学及其对“天理”的确立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它的基本姿态是破除二氏(佛教和道教)的迷误,废弃汉儒的传注之学,恢复儒学的真实面目。理学和心学的概念是在元末张九韶(张和美)《理学类编》、明代陈真晟《心学图》之后才开始流行,在此之前多称道学,     

儒学平民化思潮与明代通俗小说

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理论学说促成了儒学平民化思潮的盛行,身处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也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入到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潮流中去,这从其小说内容题材、创作目的及艺术趣味上即可看出。明代通俗小说家还对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推崇的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予以充分反映。     

现代新儒学： 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悖论

现代新儒学：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悖论时粤闲暇时曾与友人神侃，戏言曰：汉以后之儒学，“阉学”也。举座瞠目。其实对中国自汉以后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无法否认，儒学实为正统“官学”，从社会功能讲，它是社会整合的文化表征，伦理范式；从政治功能看，它是工具性的意识...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浅析清代贵州教育发展的原因

在清王朝统治的253年里(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大西军退入云南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止),贵州的教育比明代发展得快。其间,大致经历四个时期:(一)康熙、雍正年问(约73年),是贵州府、州、厅、县官学发展时期。当时,全省官学共66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34处,其中康熙年间建的25处。(二)乾隆、道光年间(约115年),是贵州书院发展时期。全省有书院130余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92处,其中乾隆年间建的26处,道光年间建的21处。(三)道光年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陈寒鸣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重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论唐代官学

官学,作为统治阶级传授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一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长期战乱的影响,官学一度时兴时废.直到唐代,封建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唐代官学的发展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唐代的官学制度,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唐代社会发展状况,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此,本文拟据有关资料,对唐代官学作一初步探讨.     

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基本定位、主要状况及一系列相关专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明代云南市镇研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需进一步深入拓展。这一阶段明代云南市镇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总体轮廓和发展水平有较多的探讨,但具体内容不够清晰;二是现有的专题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云南市镇发展的某些特点,但空间还十分广阔。     

“道东之传”——明清时期儒学在台湾的传入

儒家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清代以及清代之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明朝末年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阶段,这一时期儒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军中府中上层人物在治军和施政的基本过程中,以儒学思想中的东林和浙东学派为主,强调反清复明与民族大义。另一是清领台湾以后,儒家思想以官学的方式系统地进入台湾,并以朱子学说为主导在全台湾逐渐建立起目的在于教化民众的儒家思想教育体系,真正使儒学精神成为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而大量的儒生,不管是由大陆渡海而去的,抑或是后来在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他们都作为当时当地儒家思想的承载群体,在确保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的同时,亦作为推动文教事业发展的主体,为台湾社会的秩序建立和不断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制度突围与生活重构——从王艮的生命历程看儒学的平民化

泰州学派的平民性特点与其创始人王艮的生命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明代中晚期的制度变迁中,王艮以经商突破赋税货币化,以儒学改造生活世界,均是社会下层民众主动适应社会环境变动的重要表现。泰州学派是王艮以平民社会为思考基点,在学习儒学、应用儒学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王艮受到心学群体的重要影响,但是起关键作用的则是在其家乡参加讲会的平民大众,王艮在与他们讨论各种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发展出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品格。     

清康熙时期东北教育的发展

康熙时期是清代东北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南部教育大体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北部则从无到有,开辟了教育的先河.此时的教育有儒学、八旗官学、书院、私塾等几种形式,它们的发展成了近代东北教育发展的基础.